详忆粉碎“四人帮”的前前后后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又从容地坐下，交谈处置“四人帮”中

　　最后的一个——姚文元

　　处置姚文元的措施，在预定方案中就作了两手准备。姚文元并非政治局常委，当天根本没有通知他参加晚上8点的政治局常委会。预案议定：第一，在解决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的问题之后，单独通知他到怀仁堂来开会，如果他应声而到，那就是瓮中之鳖。第二，如果他借故拖延，行动小组就迅速往他住处按院胡同擒拿。但他的住地警卫由北京卫戍区某部担任，为避免行动时发生误会，10月5日凌晨2时，汪东兴在华国锋家同吴德三人一起商谈过，必要时到姚文元家前请吴忠司令员一起待机而动。

　　鉴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已被顺利带进隔离点。汪东兴决断地说：“马上给姚文元打电话。”但电话由谁打，事先并未商定。他接着说：“国锋同志，电话还是请你来打吧，免得他多心。”

　　华国锋稍加思索：“那就我来吧！”

　　华的秘书曹万贵用办公厅西侧红机很快接通姚文元的电话。华国锋从容地说：“文元同志，我正在和洪文、春桥同志在怀仁堂商量出版毛选五卷的事，有些问题还想听听你的意见。是不是请你现在就来，一道研究一下。”

　　我随同汪东兴一起，也站在电话机旁，等待听姚文元的回话。

　　“好的，我马上就到。”姚文元没有犹豫，讲完就挂上了电话。

　　“东兴同志，我去安排了。”我一面报告，一面拔腿欲走。马上又回头补了一句：“是不是请吴忠司令员回去？”

　　汪东兴说：“把情况告知吴忠同志，派车送他回去。”

　　我快步走到东饮水处，用红机通知等候在交通科值班室的康海群，按第一方案行动。全组人员立即乘红旗轿车，开到怀仁堂东院。同时，我向吴忠说明情况，并派车送他回去。

　　吴忠说：“我要赶紧回去，我那里还有一摊子。”他是指北京卫戍区于当晚同时负责拘押的对象。

　　打完电话，我又回到坐在正厅外间的华、叶、汪那里。待我刚把安排的情况汇报完毕，华国锋向叶剑英、汪东兴说：“还要我们出面吗？”叶帅：“免了吧！”

　　华、叶、汪当即决定由我去对姚文元宣布中央的决定。

　　我说：“要有‘尚方宝剑’才行。”

　　汪东兴：“那好办，请国锋同志写个手令吧。”

　　华国锋看看摆在前面不远处那张通常是吃夜餐用的小桌，意欲起身。孙振发迅速跑过去，把桌子搬到华国锋身边。孙洪起匆匆拿来往常开会时经常准备的纸和铅笔。

　　华国锋不假思索地很快写好了命令。

　　我接过华国锋写的手令，回身走向正厅东南小门，恰好行动小组的四位同志已从东八所赶来，我把刚才的变动，转达给滕和松、康海群、张云生和高风利，并商定在大礼堂的东休息室行动。

　　为了简便行事，东休息室没有改变原来的布置，周围一大圈皮沙发，沙发之间是长方形的小茶几，地上铺满厚厚的奶黄色地毯。我坐在东边靠窗户的大沙发上。

　　晚上8点25分，康海群在怀仁堂大门口尾随姚文元进来，滕和松在东休息室门口，以手势示意“请进”。张云生和高风利分别站在休息室门内两侧。姚文元刚一进门，就被张、高从左右两侧拽住两臂，下压双肩，动弹不得，低头向我站着。姚文元不住地喊：“谁让你们干的？谁让你们这样做的？”

　　我初则坐在沙发上，但自觉缺少那股浩然正气，立时威武地站立起来，面对姚文元高声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华国锋。”我宣布完了以后，又有力地喊了一句“带走！”行动小组架着他向休息室北门走去。至此，姚文元还边走边喊：“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又喊他的随身警卫：“小×，快来呀！”离开休息室北门，锒铛一声，行动小组给他戴上明晃锃亮的铐子，押上由俞桂兴驾驶的红旗轿车。姚文元在行车途中，还在高声嚷嚷：“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行动小组几经制止，他仍嚷个不停。迫不得已，他们用事先准备好的毛巾，塞住他的嘴巴，这才平静下来。汽车仍然沿着押送王、张那条路线，把他拘押在极为严密的地下隔离室。

　　在我向华、叶副主席和汪东兴报告奉命完成拘押姚文元的任务时，认真地看了看手表，一分也不差，正好是10月6日晚8点30分。也就是解决“四人帮”的全部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胜利完成了对“四人帮”的隔离工作。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都为对“四人帮”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流露出和悦满意的笑容。汪东兴如释重负，也浮现出宽心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