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视改革发展中的潜性民意表达问题

    改革发展在促进民主政治，特别是基层民主建设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创新民意表达方式、拓宽民意表达渠道，以及更大程度地尊重民意、了解民情，已经受到社会特别是领导层的高度关注。同时，值得注意的问题还在于，关注民意、反映民情既要立足当前，直面现实发展中已经表现出的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对眼前虽然尚不明显，但在改革发展中可能逐渐突出的问题有充分的认识，对可能成为具有较强诉求表达意愿的群体和可能形成较为集中性的社会矛盾与问题，以及在不断深化的改革发展中可能发生转换的热点、难点问题有及时的判断、分析。

    而做到这一点，尽管说由于诸多难于判断的因素，事实上会使这样的分析、判断相对复杂，但结合现实实践中基层民意表达的现状，联系当代中国社会总体发展的进程和比较现代化发展中不同国家、区域的相关实践，还是能够发现一些足以引起我们在今后发展中值得关注的发展性问题。

    1.城市化进程中新进城市人口的潜在诉求表达问题。我国社会城镇化的发展，正呈现一种加速推进的势态。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到2012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2.57%。城市化发展带给中国社会的变化极为深刻，而城市化进程中大量新进城市人口，其中特别是以第二、三代农民工为突出代表的新进城市人口，在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时，他们依托什么样的组织，通过什么样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是发展基层民主、拓宽民意表达渠道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新进城市人口在由农村转为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他们本身有一个身份转换的适应问题，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也有一个对大批进入城市新增人口的容纳和权益保障问题。实践表明，农民人口进入城市之后，会面对一系列比较突出的现实矛盾与问题，其中特别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身份歧视问题，即有意无意之间出现组织性或个人性对新进城市人口的偏见、轻视；二是权益不均问题，即新进城市人口难于完全享受城市人口应有权益，其工作、学习、信息、娱乐、生活和社会保障等权益存在事实上与原住城市人口的不均衡享受等问题；三是权益保障组织和诉求表达渠道不完善问题，即新进城市人口缺乏保障自身权益的社会组织，反映利益诉求的途径与方式不尽畅通。这样三方面的问题，成为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在就业、工资福利待遇、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产生对新进城市人口不同程度偏见、歧视的重要原因。

    上述问题在现实实践中其实已经有过多方面的报道，且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而之所以把它作为一个具有潜质性问题提出的原因，既在于上述问题应当在社会发展中引起高度的重视，更在于新进城市人口的第二、三代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会有更为强烈、自主的表达意愿，当体制内表达渠道难于满足其表达意愿时，体制外甚至非理性、冲突式的表达方式就可能形成，并以某种集中式的方式爆发出来。以改革发展中数以亿计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为例，经历30多年改革发展，改革开放初期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基本已不是当今中国社会农民工的主体，而在其之后第二、三代被称为新生代的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以陕西省为例，该省2009年农民工总数642.9万人，16-3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390万，占60.66%。他们也成为城市化发展中新进城市人口的主体，相对于他们的父辈，新生代具有更为丰富的教育经历，更为开阔的观察视野，同时也具有更为自主的价值判断，对权益维护、价值实现和诉求表达有更强烈的期待。换言之，在他们父辈进入城市时能够忍耐、淡化的权益受损、不为重视甚至种种偏见，新生代农民工则会表现出更强的抗争意识和抵御情结。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遭遇不公待遇，诉求表达受阻，以及缺乏自己的维权组织、诉求表达渠道，其潜在的矛盾与问题积累时间越长，爆发的频度和烈度就越剧烈。

    有关调查表明，这样的可能确实存在。一项关于北京500个农民工家庭的调查揭示，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了1718.28元，97.81%的农民工自付医疗费，87.9%的随迁子女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93.35%租房住在城乡结合部，69.25%的农民工与当地居民基本没有联系，认为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就学、住房方面未得到公平待遇的比例分别为39.63%、52.68%、80.89%、51.05%。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调研总量为7061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平均劳动时间每周比城市工人多八个小时的情况下，平均月工资收入却只相当于城市工人的68.4%。在养老、失业、医疗三大保障方面，农民工的享有比例分别比城市工人少51%、38.2%和37.9%。这一点，在新生代农民工那里有着更明显的感受。陕西省的调查认为，70%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单位、文体活动给予负面评价，54.9%、50.9%和48%的认为收入无保障、生活成本太高和住房困难，13%的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宗教组织活动，正式加入宗教组织者为8.87%。这些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如何真正融入城市，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同时也是社会的责任，而他们一旦形成诉求表达的意愿，特别是这些诉求具有某种群体性认同的特点时，相应的诉求表达渠道和诉求解决机制如果不尽畅通、完善，体制外、冲突性表达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2005年，发生于法国首都巴黎的大规模骚乱，持续时间长达一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后果。而国内外的研究专家都不否认，造成这场骚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法国的移民政策，即法国政府在吸收大量中东、北非移民到法国工作之后，移民在为法国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受种种歧视性政策影响，他们始终难于融入法国主流社会，以至于巴黎郊区埃夫里市市长就此感叹说：“我们正在为10多年来的社会、地域、种族隔离付出代价。”而类似巴黎骚乱这样的教训，在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多有例证，它告诉我们，城市化的发展在容纳新进城市人口本身的同时，必须容纳他们应当受到保护的全部合法权益。

    基于这样的认识，发展基层民主，拓宽民意表达渠道和完善民意表达机制，必须高度关注新进城市人口的诉求表达问题，在社会不断加大维护、保障他们经济、文化、社会权益力度的过程中，为他们提供更为畅通、便捷的诉求表达渠道。一方面，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新进城市人口，特别是农民工这一庞大社会群体的维权组织，通过在非公经济和各种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工会组织，努力消除新进城市人口维权组织的缺位现象。另一方面，多元化、多途径的民意表达途径与渠道，特别是企业、社区等基层组织，要更多地承担对新进城市人口诉求的了解、受理、咨询、转达等职责，人大、政协、党委、政府和新闻媒体要有意识地对新进城市人口的发展要求、利益诉求有逐步了解并解决的机制，努力使可能出现的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此外，加强对类似新进城市人口等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社会群体、组织等的研究，及时了解、把握其思想、工作、生活需求与动向，对可能出现的矛盾与问题作出科学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