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农业文明的现代尊严

    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也是人类文明的三大基本载体。三大文明各自在不同历史阶段承载着不同的文明内涵，后一种文明都是在前一种文明基础上成长发育起来的升级版，但它们又在新的历史时段共生共荣、不可或缺，而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矛盾对立关系。然而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今天，不少地方受GDP崇拜和不正确的政绩观等因素影响，认为只有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才是现代文明的代表，才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农业文明则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对应的最落后、最腐朽、最该抛弃的文明。在这种风潮的裹挟下，社会思想观念发生严重偏斜，一股谈“农”色变、厌农弃农之风深入人心，左右世情。曾几何时，被人们引以为豪的“鱼米之乡”，成了偏僻落后闭塞的代名词，在从省到市县乡村各级宣传推介活动中，再也无人提及，“鱼米之乡”已“破帽遮颜过闹市”，全面隐退。全国40多所农业院校带农的专业大都面临生源危机，农业中职和中学更是路断人稀。以河北省为例，上世纪有农业中专和中学75所，到2008年已锐减到只有7所，全省100多万名在校职业中专学生中，学农的只有几千人。

    面对这种情势，中央高瞻远瞩，提出“三化同步”的战略思维，这是对人类三大文明的继承发展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同时也是对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理念的深化、细化、具体化，不仅是一次重大的理念创新、理论创新，更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内涵丰富、定位清楚、指向明确。这一论断警醒社会，告诫世人：农业文明是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行不悖的一种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的母体文明。只有农业文明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文明，其他一切文明都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文明，没有农业文明的文明是残缺的文明，没有农业文明的社会是危险的社会，没有农业文明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

    转变发展方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最艰巨、最严峻的课题。而要转变发展方式，首先必须摆正“三化”之间的关系，把三化同步的战略思想贯彻好落实好。要做到这一点，当前必须下大功夫克服全社会尤其是不少领导干部对三农的偏见与傲慢，还三农以地位，给三农以公正，重塑农业文明的现代尊严。而现代尊严的重塑，首先需要农业自身做出努力，即农业必须在发展演进过程中重新认识自身、重新解释自身、重新谋划自身。

    重新认识自身

    人贵有自知之明，“业”也同样贵在自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农业身处何处，价值几何，应予廓清。

    一是基础性。农耕文明是人类文明的起点。伴随着农业文明的薪火相传，人类得以从远古走到今天。农业文明是根，今天的工业文明也好城市文明也好，都是在农业文明这个根系上发出的文明之芽，在农业文明这根藤蔓上结出的文明之果。毫无疑问，农业文明既是所有文明的基础，更是所有文明的灵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没有农业文明这个基础，工业文明、城市文明都是空中楼阁。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包括其他民族都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文明，在历史上都曾辉煌过，但是其他的都中断了，只有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没有中断，根本原因就是有着生生不息的农业文明作柱础和载体。

    由于对农业基础地位的忽视和放弃，古今中外有过不少惨痛的教训。英国在成为“世界工厂”以后，开始轻视农业，一厢情愿地实行“英国工业、其他国家农业”的国际分工，在食品供应方面严重依赖于世界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德国潜艇击毁英国远洋商船，粮食进口运输受阻，国内粮食供应链出现断裂，一次交通事故就差点酿成毁灭性的灾难。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赶快加强对农业的干预，采取重视农业的许多措施，逐渐扭转了农业衰退的局面。法国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时期，轻视农业，对农业不采取保护措施，导致社会混乱，最终引起法国大革命。2012年4月23日法国《世界报》发表了长篇文章《农业的报复》，提醒整个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农业的基础地位，否则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历史赞美把人们引向死亡的战场，却不屑于讲述人们赖以生存的麦田。历史清楚地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名字，却不愿意告诉人们麦子是从哪里来的。这正是人类的愚蠢之处。”这是法国著名科学家法布尔的一段名言，这种愚蠢再也不能延续下去，哪怕农业创造的GDP在一国的比例中微乎其微，也轻视不得，漠视不得，更忽视不得。粮食是“1”，其他财富都是后面的“0”，没有前面那个“1”，一切都将归“0”。在衣食俱安的今天，人们已经被眼前的景象所陶醉，一些人在大动干戈挖基蛀础，这是需要十分警惕的。中国目前人均粮食800斤左右，而秦汉时期，人均就达985斤。人均800斤只相当于唐天宝年间的水平，且当时只有人吃粮，动物、机器都不吃粮。

    二是准公共性。世界上没有哪一种产品能像农产品一样，每个人每天都必不可少，连人类养殖的动物也加入了这个需求队伍。农产品的社会属性遍及所有人及人们养殖的动物。显而易见，它具有极强的准公共性。而农业的生产对象又是活的生命体，它们无法像工业品那样可以任人摆布，它们遵循自然规律的生命周期无法打破，因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农业要改变自身弱质产业的位置，走出自身弱势地位的困境，十分不易。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对农业进行补贴的，越是发达国家补贴就越高。2011年美国农民人均获得政府的投入相当于2.5万元人民币，约是中国的三十倍，美国的农业收入来自政府的直接补贴高达47%。这种不计成本的补贴目的就在于确保农产品的公共需求，它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就是没有不需要吃饭的人。

    农业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必须认清自身承担着无可替代的公共责任，一面参与市场竞争，一面还需要不惜代价地完成社会责任。同时，还应清醒地看到自身弱质、弱势的天然位置，明了自身弱质、弱势的根源所在。

    基于此，农业在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驾齐驱共同担负起推进人类文明前进的历史使命进程中，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唤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赢得全社会的普遍支持，获取全社会的广泛帮助，让公共性真正姓“公”，从而改变从“重中之重”到“轻中之轻”的巨大落差。

    三是引领性。中央已经把农业摆在了引领的位置。中国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农业，最早的重农思想比法国重农学派产生要早2000多年。先秦就提出“农事害乃饥之本”，西汉则指出“富民者以农桑为本”，唐代已明确“农者天下为本”。但是，都只是停留在强调农业的基础性位置上。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同样高度重视农业，但事实上在重视程度上总是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进入新世纪，中央开始把农业的基础地位提升到了引领高度。2003年，胡锦涛同志提出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吴邦国同志提出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温家宝同志提出要把三农工作作为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重中之重”，一个在汉语词汇里已达极点的程度表述，足以说明农业在顶层心目中的位置。2011年中央进一步提出“三化同步”，继而在党的十八大上又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强调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必须同时发展、同步发展、同样发展。

    中外大量实践证明，用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改造提升传统农业，农业在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完全可以起到引领的作用。例如，凡是农产品加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那里的经济社会发展就比较繁荣，二产、三产就比较发达，农民的非农就业率就高；凡是农业现代科技、现代设施、现代管理深入推广的地方，那里的农业产出率就高，综合效益就好；凡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数量多体量大的地方，那里的农民组织化程度就高，合作意识就强，民主氛围就浓；凡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地方，那里的社会化分工就细，专业化程度就高，劳动生产率就高，市场化程度就高。许多实例表明，一个地方的农业一旦站到引领的位置上，那里的城市化推进就快，农民收入就高，城乡差距就小，社会和谐度就高。荷兰是世界著名低地国家，人均耕地面积仅一亩多，农业条件相对较差，但其花卉产业却成为领引全国的主导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以花卉为主的农产品净出口值一直保持在130多亿美元左右，约占世界农产品贸易市场份额的10％，居世界第3位。整个花卉业提供了57000个全日工作岗位，同时还为供应公司制造了15000个全日工作岗位。我国山东的寿光，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选准蔬菜作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常抓不懈，目前年产蔬菜400万吨，拥有全国最大的农产品物流园，产品除销往全国各地外，还出口至日、韩、中国香港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是著名的“中国蔬菜之乡”。 2011年，实现财政总收入69.2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41.6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保守估算达一万多元。这样的例子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玉米之于吉林、棉花之于新疆、双汇之于河南，都已成为引领当地的主导产业。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对农业的“引领性”认识不足，很大程度上源自厌农情绪的发酵，在一些人的观念中，并不认为农业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是觉得离农越远离现代化就越近，只有去掉“农”字，才能显出现代性。招商引资，认为只有那些与农不沾边的项目才算工业，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似乎不算工业；发展三产，认为只有那些为城市为工业服务的服务业才算服务业，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服务业似乎就不算服务业。社会必须走出这一误区，重新审视现代农业的内涵及其与二、三产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