赦免会衍生更多腐败

    突破法治原则的“赦免”许愿，弄不好反会强化官员的侥幸心理，甚至衍生出更多“合法腐败”的漏洞来。

    基于当前严峻的反腐形势，“有条件赦免”企图以一种有限妥协的方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进展，可谓用心良苦。不可否认，官员财产公开最大的阻力来自有猫腻的官员，通过免除部分官员的后顾之忧来分解这种阻力，不失为务实的“鸵鸟政策”。但是这种妥协的背后，在根本上容易伤害法治的公平性原则，法律对公权治理区别对待，给长远的法治反腐带来损害。

    反腐究竟需不需要“鸵鸟政策”？这需要充分的国情判断，也需要坚守法治的底线标准。如建议者所言，我国的“腐败呆账”比较严重，存量越来越大致使抵抗也越来越顽强。在这种背景下，对那些将全部贿赂匿名清退的贪官“网开一面”，看似能减轻他们对反腐败的抵抗。问题是，如此良好的愿望似乎高估了腐败官员的自觉性。暂且不谈有多少官员会自觉清退，也不论“赦免”的具体可操作性；单从原因分析，造成今日反腐严峻形势，根本上就是由于惩治偏软，没有确立起刑事执法的普遍性、严密性。在执法已存偏漏的情况下，再行“网开一面”的方案，岂不是“与虎谋皮”？

    对权力缺乏常态化的法治监督，对腐败案件查处的疏漏让法治缺乏权威性和公信力。一旦容忍“赦免”，便会在社会上造成反腐底线的突破，甚至怂恿更多的官员为求“一时之需”而先行贪腐。这种突破法治原则的“赦免”许愿，弄不好反会强化官员的侥幸心理，甚至衍生出更多“合法腐败”的漏洞来。

    反腐的正途就是对症下药，重塑法治的权威。解决旧的腐败存量也好，遏制新的腐败增量也罢，关键是要回归到法治轨道上，以严密无缺的刑事执法确立起腐败与罪责的必然逻辑。或许在这种“伸手必被捉”的法治威力下，那些腐败分子才会权衡利弊，生出几分主动退赃的自觉性来。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