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民正把树皮扒下来，以磨成粉充饥。（本版照片由福尔曼拍摄于1943年的河南）
看重庆，念中原
10月的一天，交友甚广的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了一封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
从这封信中，白修德才第一次确信，河南正在发生大饥荒。
来不及实地采访，白修德把这封信的内容改编了一下，写成了一篇稿子《十万火急大逃亡》，用电报作为急件发回纽约的《时代》周刊总部，这篇报道于1942年10月26日刊发。
“这篇报道应该是经过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审查的，因为文章里并没有明确提出政府救灾不力，只是客观陈述了河南的灾情。”宋致新分析。
白修德在这篇文章里，引述了两位外国传教士在河南的所见。
“传教士阿西克拉夫特9月份在郑州写道，‘教堂前，有六个小孩被他们的父母绑在树上，为了让这些孩子在大人要饭时不要跟随着造成拖累。”
“天主教传教士保尔·于斌上周从重灾区返回重庆，在洛阳，他看到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一个农民把一家人召集在一起，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然后告诉他们，刚才吃过的饭里已经下了毒药。”
……
同时，白修德也在这篇稿子里简述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一些救灾措施，“中国政府正紧急从陕西调运100万石种粮，同样的数量来自安徽。政府一面劝说农民不要吃掉种粮而是留着播种，并向他们保证赈灾物资的供应正在紧急办理之中。”“政府已经筹措了1000万法币用于直接救济并且命令农业部速筹种子粮给灾区”。
在文章的最后，白修德做了一个不够准确的判断：“不管重庆的决策有多么迅速，所有的救济措施都因古老中国乡下的迟缓效率而备受阻碍。”
但是这篇报道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很快被淹没在同时发生的众多国际大事中：苏德战争的斯大林格勒战役陷入胶着、非洲战场上的阿拉曼战役开打……甚至宋美龄访问美国时的出色演讲，都比这篇语焉不详的稿子更具吸引力。
即便是白修德自己，也没有料想到那时的河南已经成为了人间地狱。
更难以想象的是，由于国民党当局严格的新闻封锁，当时的国内媒体，竟然没有对河南的灾荒进行详细客观报道。
一直到12月份，时任《大公报》记者的张高峰被派到河南。
“他从四川途经西安时，就看到成千上万的河南难民往陕西涌。洛阳城街头到处都是骨瘦如柴的乞丐。更让张高峰恼怒的是，灾情如此严重，县政府还逼着农民纳粮，交不出粮就抓到县政府痛打，还逼灾民去卖地抵租。”宋致新说。
于是，张高峰以眼见耳闻的事实写了一篇通讯，叫《豫灾实录》，发表在1943年2月1日的重庆《大公报》上。
第二天，《大公报》就发表了社长王芸生字字血泪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
王芸生在文中写道：“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
就是这两篇稿子，戳到了蒋介石的痛处，他即刻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
根据王芸生后来的回忆，他当时对蒋介石的做法不是很理解，他曾向时任蒋介石秘书的陈布雷询问，而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严令河南征缴不得缓免。”
《大公报》因报道河南饥荒被停刊的事件触动了白修德。凭着对国民政府的新闻管制和蒋介石行事方法的了解，他认定河南灾荒的惨重超乎想象，在重庆所得到的信息远远不够。
白修德决定到河南实地采访。于是，他拉着好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向国民政府新闻处提出了采访申请。他们得到的批准并不是到河南，而是“乘陇海路火车从宝鸡经西安到达黄河和陇海路所经过的潼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