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旱、蝗、汤
从1942年春天开始，河南全省便滴雨未下。成片谷物在禾秆上渐渐枯萎，一场巨大的灾难，在这片土地上默默地酝酿着，只是这一切的征兆，都被战争的硝烟暂时掩盖了。
1942年的河南，山河破碎，三面环敌，全省半数之地被日军侵占。多灾多难的中原大地，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苦难的岁月。
一春无雨，田里的小麦收成不足常年的两成。新中国成立前的河南有“十年九荒”之说，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很清楚这意味着又一个荒年的到来。麦收之后，河南已经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秋收成了人们唯一的指望。孰料，那个夏天又是滴雨未下，夏播作物在持续的大旱中枯萎。大旱之后，往往紧跟着蝗灾。这一年的夏秋之交，遮天蔽日的蝗虫席卷河南全省。所过之处，田间秧苗皆被一扫而光。一些临河、依井的良田，原本还能略有收获，这一下却全部葬送蝗虫之口。
天灾之外，战争更是这场灾难的关键成因。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河南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爆发之前，日军在河南境内先后发动过十多次大规模进攻。1938年，蒋介石“以水代兵”，掘开了花园口，造成黄河改道，泛滥成灾。
“以水代兵”虽然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是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变成了沙滩河汊。长年征战，河南一直是全国出兵出粮最多的省份之一，早已千疮百孔，多年的征粮征兵，青壮年都离开了土地，农民家里没有存粮。
在电影《一九四二》中，当时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不顾人民死活，仍在强征军粮。在这一点上，掌握着河南军权的蒋鼎文自然难辞其咎。而河南流传的民谣却道出了另一个为祸之人。
“水旱蝗汤，河南四荒”，这个“汤”，指的是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抗战之时，汤恩伯部数十万人驻扎河南，军纪涣散，为害乡里。而在河南灾情严重之时，汤恩伯又推出了几个所谓“德政”，强征民役，引得民怨沸腾，被民间列为河南四大灾害之一。
旱灾不同于洪水或地震这样的突发性自然灾害，其发生和加重是一个长时间的持续过程。原本也有足够的救援时间。但河南正在发生的大饥荒，却在很长时间里不被重庆所知。赈灾的不力乃至对灾情的置之不理，又让这场灾难雪上加霜。
在1942年的10月前，白修德获得的河南饥荒情况，只有一些只字片语的传闻。在坊间、国民政府举办的高级酒会以及外国记者的聚会上，他能够听到一些零零碎碎的信息：
“我听见一个河南来的人说……”
“我看到一封洛阳来的信……”
以记者的敏感，白修德向重庆的国民政府高官进行过求证。而所有这些传言，都得不到证实。
自1940年迁都重庆后，为了确保战区的军粮供给，国民党当局实行了在各省“征实”(即直接征收粮草等生活物资)制度，还规定虚报灾况的要予以重惩、征实有功的予以嘉勉。
这种奖惩制度，等于引导各省“报喜不报忧”。据《河南文史资料》记载，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并没有像电影中那样勇敢地为民请命。据当时的河南一区行政督查专员杨一峰的回忆，1942年初秋，杨一峰在到河南鲁山述职的路上，“目睹飞蝗遮天，野无青草；灾情惨重，人民卖儿卖女。”
随即，河南各界由省赈济会发起，推派杨一峰在内的三名代表到重庆去，“呼吁减免征实配额，拨粮赈济灾民”。
到了重庆，他们发现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在向中央呈送的报告中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他们就此事质问李培基，李支吾以对。
事实上，蒋介石早就接到过河南军政官员上报的灾情，但他就是不相信或者干脆视而不见。他关注的一是征兵，二是征粮。他当时的一份批示明确表露了个人态度：“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文电纷驰，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豁免征购，一方请求巨款赈济，然究其实际，则其间多数地区，虽或略有灾歉，大都以少报多，以轻报重，过甚其词，张皇入告。操其心迹，官吏则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
根据多年从事1942年河南大饥荒研究的宋致新提供的资料，早在1942年八九月间，蒋介石就已从军方李家钰、蒋鼎文那里，得知了河南的灾情严重，军粮征缴困难。为了挽救局面，他赶到西安附近的王曲军校，主持召开了紧急“前方军粮会议”。
河南省官员对军粮配额讨价还价的结果。蒋介石当天晚上即“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以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同时决定，把对河南农民的征粮数额由500万石减为250万石。
但是到了粮食部长徐堪那里，河南的军粮配额由250万石变成了250万包。一石合小麦140至150市斤，一包合200市斤。一字之差，让河南的军粮配额增加了三分之一。而按照这个标准超额完成了征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还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
直到1942年10月30日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将所收集的河南灾民所吃的榆树皮、观音土、雁粪等带到大会上当众展示，涕泣陈情，并领衔联名提出了《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河南的灾荒才得到了国民政府的确认，派要员前往勘察灾情，赈济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