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在重庆酝酿复国
1942年10月25日,在七星岗莲花池38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内,一场改变他们日后命运的会正在举行。
1919年4月11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以后,许多流亡到上海的韩国爱国志士,汇聚在临时政府的太极旗下。之后,临时政府辗转杭州、嘉兴、镇江、南京、长沙、广州、柳州等地,1939年西迁重庆。
在1942年秋天召开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议政院的第34届议会,对于当时的流亡政府来说意义重大。在这次会议上,到会议员46名,加上各地区补选的议员24名,已将各党派人士罗致一堂,盛况空前。会议的选举结果改变了长期以来一直由韩国独立党“当政”的事实,初步解决了内部纷争问题,为之后成功复国奠定了基础。
1939年3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自广西柳州迁到重庆綦江县。在国民政府支持下,临时政府在土桥修建了“韩人村”,在市内租了房,于1940年9月迁居市区。但由于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临时政府搬了四次家。第四次迁到重庆市区莲花池,有房屋70多间,房租一年40万元(法币),全由蒋主席补助,临时政府直到离开重庆,用的还是这些房子”(金九著《白凡逸志》)。为了更好地开展反日复国斗争,保障在渝韩国志士的基本生活,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经蒋介石批准,临时政府获得了每月6万元的生活补贴。这样,较为稳定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临时政府开展独立统一运动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
在此之外,韩国光复军建立后,所需一切军费,以借款形式由中方交给临时政府;军队日常费用则依照中国军队规定由中国军事委员会按月拨给临时政府。韩侨在渝期间食用粮米80万石,按公粮拨发;油盐及其他物品,全按平价拨给。可以说,如果没有国民政府的帮助,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根本无法立足。
而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渝,到1945年11月抗战胜利后宣布解散,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吴玉章、王若飞、黄华等中共代表,多次参加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举行的“三一运动”纪念大会和亡国纪念日等活动,表达中国共产党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和希望。（记者 郑昆）
专家解读重庆一九四二
中共南方局开拓了 统一战线新局面
解读专家:周勇(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由于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处境极端困难。在国民党统治区,当局加强了特务统治,捕杀共产党员,迫害进步人士,镇压抗日民主活动,环境更加险恶。
在如此严峻形势下,南方局审时度势,在继续维护国共合作的同时,领导国统区党组织大力加强自身建设,将党的全部工作转到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轨道,开展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壮大了进步力量,争取了广大中间力量,孤立了反共顽固势力,从而配合根据地军民的斗争度过了最困难时期,多方面开拓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崭新局面。这是南方局历史中最为艰苦、最具特色、最见精神,取得了辉煌成就的时期。
据中共中央关于“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提出,我们要沉机观变,把西南的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更能战斗。为此国统区各级地下党组织和所有中共党员必须做到“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这成为南方局所属党组织建设的基本指针。根据这一部署,南方局青年、妇女、经济组先后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建立“据点”。这是一种没有统一名称,没有固定形式的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成为隐蔽时期党在国统区开展青年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重要的特殊的形式,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