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幸福房奴"背后的社会成本:梦想,被房子征服
《包袱》这一行为艺术,表现了房奴的生活。(资料片)
●“一旦坐上这趟房价‘高铁’,心态就不一样了。”他甚至有些后悔,当初钱还早了,款贷少了,房买少了。
●他们本可以吟诵诗歌、结伴旅行、开读书会,而现在,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
●“一个人要吃烧饼,就不能用这个烧饼卖钱；想卖钱的话,那他就不能吃这个烧饼。”
从本世纪初开始到2003年前后,我国迎来第一波房贷高潮。有媒体称,当时的住房贷款期限基本以10至15年居多,如今,首批房贷者相继进入无债一身轻的状态。
然而,还清了贷款的房奴们幸福了吗?
被剥夺的青春,被改变的生活方式,被裹挟的年轻人,这是一代房奴付出的代价——“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和梦想,都要拴在一个房子上呢?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期盼,仅仅是一处房子,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太悲哀了?”
而整个社会,又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试着从文化心理上解读首批房奴“幸福论”背后,这个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坐“高铁”的与追“高铁”的对抗
作为首批房奴,济南白领黄益民早在8年前就“解放”了,但翻身房奴的幸福感,他并没有感受太多。更多的,是焦虑。
首批房奴幸福论,在黄益民这样一个10年来有过两次置业经历的人看来,是在鼓吹房地产泡沫,“让人觉得房地产就像当年的股市,只要一辆奥拓进入楼市,转身一辆奥迪出来。”
最新消息是,西班牙房奴已经“杯具”了。11月11日,一名西班牙房奴因无法按时还贷,难以忍受银行没收房子带来的羞辱,当场跳楼自杀。
而那些已经被深度套牢的西班牙华人房奴,大部分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前,在西班牙房价最高点时出手的。
这样的现实提醒黄益民,要看好自己手头上的150万元。
这笔财富,是黄益民刚卖掉济南市燕山立交附近一套150平方米房子变现来的。
2007年买的这套房子,或许是黄益民这辈子抓住的最大的机会了。现在再投资房地产,谁也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击鼓传花游戏中的“最后接手者”。
黄益民现在的焦虑是,暂时存在银行里的这150万,每天都面临着通货膨胀下的缩水危险。
但升级换房,把自己再变成房奴,他不敢冒这个风险。在他看来,真正幸福的房奴,是那些有大房的、有多套房的、炒过多套房的人,而他,“只是在别人吃肉喝汤之时,蹭到一点油花而已。”
要过上幸福日子,得让这150万保值增值,不能通货膨胀,更不能让房价降下来。黄益民现在住的房子,是妻子单位分的房改房,当初花40多万买来的,如今价值过百万。
“一旦坐上这趟房价‘高铁’,心态就不一样了。”私下里,黄益民自认为是有正义感的人,他关注过“蚁族”,感叹现在这些年轻大学生打拼不易。这群数量庞大的“蚁族”,正为能够扒上这趟房价“高铁”疲于奔命。
但另一方面,作为坐上“高铁”的人,黄益民希望这趟车能开快些。他甚至有些后悔,当初钱还早了,款贷少了,房买少了,“只蹭到了一点油花”。
“没有人抵御得了这样的诱惑。”黄益民为自己的“分裂心态”辩解。
即便是像他这样的“蹭油花者”,十年来过手两套商品房带来的收益,就相当于在单位辛辛苦苦干十年。这也是首批房奴即将到还贷期的消息,激起一片“幸福论”的原因。这样的“致富路径”一旦被人推崇、追逐,成为普及的价值观,整个社会就只会看到首批房奴的“幸福”,而背后付出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没有人去关心。
黄益民“价值标准”的改变,在一些社会学家看来,正是房地产市场导致社会阶层分化的体现。资本的强大力量,让每个阶层的价值标准随着房子改变,各自有各自的利益诉求,最终导致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的对抗。
毁了爱情也毁了想象力
黄益民的朋友杨延平也赶上了商品房“头班车”。
2002年,杨延平花17万元在济南市七里河附近买了一套110平方米的顶层阁楼,贷了十多万,还贷期15年。由于两口子工作不稳定,这笔贷款至今还背着。
1992年,杨延平从山东工艺美院毕业后,选择了做自由职业者,画画谋生,但事业发展不顺,两口子为钱的事经常吵架。
2006年,杨延平注意到一组名为《包袱》的艺术作品,该作品表现的是房奴的生活。画面中,一身职业装的男子面色憔悴,挎着公文包的他与众人排队挤地铁,在CBD核心区行色匆匆。身上背负的巨大房屋模型,让这名男子始终佝偻前行。
“上面画的,不就是我吗?”《包袱》这件作品,让杨延平产生了强烈共鸣。不敢旅游,不敢生病,过年不敢回老家,甚至不敢要孩子,每个月先把还房贷和交社保的钱留出来。“患得患失、斤斤计较、唯唯诺诺,活得一点不像个艺术家。”杨延平自嘲。
40岁时,杨延平去杭州中国美院读硕士,想拿张文凭增加竞争力。西湖边的诗意生活很符合他这个画画的胃口,但杭州房屋均价已经达到3万了,毕业后能不能在杭州待下去,房子是个大问题。
杨延平为房子付出的“机会成本”,西班牙《世界报》曾这样描绘:“高房价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也毁灭了年轻人的想象力。他们本可以吟诵诗歌、结伴旅行、开读书会,而现在,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而不能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一种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
依着杨延平的个性,当个有酒喝的流浪画家或许更符合“真我”,但做房奴十余年,人生最重要的十余年献给了房地产,“这是一种对青春的掠夺”。
这样一种“被掠夺感”,只会加剧个体的焦虑,从杨延平的焦虑到房奴群体的焦虑,进而加剧整个社会的紧张感。
按照国际标准,月收入的1/3是房贷按揭的一条警戒线,越过这条警戒线,将出现较大的还贷风险,并会造成买房者在生活中的长期压力,影响正常消费,家庭生活质量下降,甚至让人感到被奴役般压抑。
杨延平的幸福感被消减,但毕竟他有了一套110平方米的房子,这也是市场化通过提高效率促使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的表现,但它付出的代价,是对社会文化的破坏,包括精神上的衰退、对理想追求的淡化。
“但是,你还有别的选择吗?”杨延平说,当大多数中国人把买房看成获取安全感的重要手段、房子成为家庭稳定的基石时,还有谁那么容易逃得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