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报评论员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阡陌纵横，鸟语花香，这是农业文明时期的生动写照。

机器轰隆作响，工厂鳞次栉比，高楼直耸入云，城市拔地而起，这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典型特征。

在农业文明时期，人们敬畏自然，顺天应时，生态环境优美，但生产力不高。到了工业文明时期，人们征服改造自然，开发利用资源，经济上去了，生活富裕了，但环境破坏了。这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有没有一种发展，可以实现二者的统一？

中国做出了选择，就是建设生态文明。它立足于解决经济快速增长而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矛盾，目标指向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相和谐。

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和根本措施。这十年，环境保护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布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中国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面对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认识在实践中不断调整

实践决定认识，正确的认识又可以指导实践。

回首中国30多年的发展历程，正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高速发展阶段。1978～2007年间，GDP年均增长9.7％，中国大踏步迈入工业化中期。

一家外国媒体这样评价中国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其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

三个如此，准确地刻画了中国速度。

然而，中国的发展遇到了环境问题的挑战。从工业到农业，从点源到面源，从水到空气，环境形势日益严峻。

2005年，松花江发生重大水污染事件，沿江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威胁；2007年，太湖蓝藻大面积暴发，造成苏南经济发达城市饮用水危机。

环境问题实际上是经济问题。污染之所以越来越严重，从根本上说，就是没有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出现，促使人们进行反思。经济发展固然重要，可GDP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幸福，一场水危机就能扰乱人们的生活。这样的发展，不是我们想要的。

“如不解决污染，功不抵过。”邓小平曾这样说。

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不仅造成资源环境问题，也造成经济发展本身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从产业结构看，我国第一产业大而不强，第二产业过重，第三产业滞后。以2008年为例，三大产业比重分别是11.31％、48.62％、40.07％，而世界平均比重是5％、31％、64％。

从要素投入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的物质资源投入，造成资源能源短缺。

2011年，我国全年原油产量只有两亿吨左右，超过56％的原油依靠进口。

2002~2012年，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十年。GDP从10万亿元增长到47万亿元，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5000多美元，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愈加突出。

思路需要转变，发展需要转型。

这十年，党和政府作出了一系列努力: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2006年，第六次环境保护大会提出“三个转变”；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2011年，第七次环境保护大会提出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这十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得到根本性调整。从滞后于经济发展，到与经济发展并重，再到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日益显现。

以环境容量优化区域布局，以环境管理优化经济结构

“我们不知道地球吸收一种污染的能力的确切上限，可是我们知道确实许多地区的环境已经超过这个上限了。”《增长的极限》告诫世人，环境容量有底线，经济增长有极限。

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重大环境问题，根本原因就是排污总量超过了环境容量，这就需要对排污总量进行控制。

中国早在“九五”期间就开展了总量控制的实践，力度不断加大。“十一五”期间，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总量控制目标首次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规划纲要，节能减排成为党的政治意志和国家意愿。

“十一五”期间，GDP平均增速为11.2％，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下降12.45％，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下降14.29％，单位GDP能耗下降19.1％，总量减排效果显著，发展质量正在提高。

总量控制，抓住源头是关键。环境影响评价，是源头控制的关键。

这十年，从项目环评到规划环评再到战略环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日益完善。从微观层面控制环境污染，到中观层面提高决策水平，再到宏观层面优化产业布局，环境影响评价作用逐渐凸显。

“十一五”期间，环境保护部对813个项目环评文件作出了不予受理、不予审批或暂缓审批等决定，涉及投资2.9万多亿元。环评成为“控制阀”，让高污染高消耗产业“出局”。

2009年，《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出台。规划环评针对的是综合性规划和专项规划，从决策角度促进发展与保护相协调，考量的是地方和行业长期的发展。

2010年，环境保护部对环渤海沿海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沿海、成渝经济区和黄河中上游能源化工区五大区域开展战略环评。这是从区域乃至国家层面优化产业布局，推动结构调整。

除了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还在以更多方式优化经济发展。

从钢铁到煤炭，从石化到稀土，一系列产业政策相继出台，环境门槛不断提高。

从“十一五”时期涉及12个重点行业到“十二五”时期涉及19个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政策不可谓不严厉，决心不可谓不大。

如果说严格环境准入是对行业发展速度做调整，那么淘汰落后产能则是对行业发展规模做“瘦身”。在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中，人们对又好又快这四个字的理解，愈加透彻。

以环境成本优化增长方式，以环境标准推动产业升级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GDP的增长，必然要付出资源和环境成本。问题是，资源价格是否合理，环境成本是否内部化。

如果回答都是“否”，这顿经济增长的午餐确实吃便宜了，那么将来要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长期以来，中国的发展就是这样。资源价格不合理，造成资源能源浪费；环境成本不能内部化，造成环境污染。一言以蔽之，形成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

环境经济政策是推动发展转型的重要手段。2007年，原国家环保总局提出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生态补偿、绿色信贷、绿色保险、排污权交易和绿色贸易7项政策。

这些政策角度不同，但方向一致:绿色税收和环境收费让环境资源有价，生态补偿让环境破坏者付费，绿色信贷为“两高一资”设槛，绿色保险是撬动企业环境管理的杠杆，排污权交易提高企业治污积极性，绿色贸易推动行业节能减排。

在转方式、调结构的战场上，环境经济政策等激励政策已迎头赶上，行政和法律等约束手段也不甘示弱。

一方面，行政手段得以创新，“区域限批”等制度彰显活力；另一方面，环境法律日益完善，执法力度不断加大。

2007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对唐山、吕梁、六盘水、莱芜4个地区和华能、华电、国电、大唐国际4个电力集团实施“区域(流域)限批”。环保部门首次使用如此严厉的手段，目标直指产业结构调整。

2011年，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对2010年及“十一五”全国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中存在突出问题的15家企业实行挂牌督办，对违法企业形成极大震慑。

这十年，环保专项行动可谓如火如荼。2003年起，先后在重点行业、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城市污水处理厂等方面开展环保专项行动。一批违法企业被取缔关停了，行业发展质量提高了，产业优化升级了。

这十年，重点行业环保核查已成燎原之势。2002年起，环境保护部对柠檬酸(盐)、制革、味精、淀粉和酒精、稀土等行业开展环保核查。企业数量少了，但行业利润增加了，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了。

产业要升级，标准来倒逼，是山东省造纸业20年发展的经验。

2002年，山东省造纸业新用水量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占工业的50％，对GDP的贡献率却不到5％。山东省从1996年开始就通过行政手段关闭两万吨及以下的草浆生产线472条。按下葫芦浮起瓢，没用。产业不升级，不行。

直到2003年，《山东省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发布。要么关门大吉，要么脱胎换骨，山东省造纸业开启了环境标准倒逼产业升级的新旅途。

截至2009年底，山东省没用行政手段关闭一个厂，造纸企业数量却少了65％。

除了地方的有益探索，国家层面也陆续出台行业环境标准。去年，环境保护部批准《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今年，钢铁行业排放新标准实施。这些标准就是要制造压力，倒逼行业绿色发展。

诗人海涅说，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了一步。对当今中国来说，这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在生态文明之路上阔步前进的中国，必将谱写更和谐的篇章。承担光荣使命的环境保护事业，必将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发展大局，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