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网上有名的“东北义丐”，人们似乎已十分熟悉他的形象和作为：戴着写满宣传口号的纸帽和纸板，在街上乞讨，然后将乞讨所得捐给需要帮助的人。不过，“义丐”王志友近日现身东莞时，却是西装革履，并修起了口才课(来源，8月14日，东莞时报)。

乞丐素来不为城市管理者所喜，怎么的雅量，也觉得有损自己城市形象，所以，为了不让自己的政绩形象受损，千方百计地驱赶这些人员，有些将其用车辆运送到其他城市，有些如广州者，则将那些流浪人口可能会栖息之处都竖起了坚硬的水泥锥，真正实现了不让贫者立锥之宏志。

不过，我们发现，除了城市管理者对乞丐近乎敌意式的进行有罪推定外，普通市民对乞丐的认识也多有隔膜，尤其是对尚有劳动能力的人从事乞讨，更是颇多非议。

然而，不论城市管理者是否厌恶，还是市民阶层的诸多误解或者不屑，这个群体近于边缘式的存在，却不以外界或褒或贬而改变生存状态，或者说他们本身也无能力改变这种生存状态。因此，宽容地看待这些乞讨者，在社会管理方没有办法庇护好所有不幸的生命个体的情况下，还是应留给其足够的生存空间。

但是，“东北义丐”并非属于这种无能力改变自身生存状态的人，他不仅有能力生存，还学习演讲，尝试用演讲唤起众人心中的善良力量。这无疑让人看到了一个独具理想的、以独有方式行善、传播善良种子的理想主者，彻底颠覆了传统对乞丐的看法。

不过，这种特立独行，更可远追到清末的武训。武训7岁丧父，乞讨为生，求学不得。14岁后，多次离家当佣工，屡屡受欺侮，甚至雇主因其文盲以假帐相欺，谎说3年工钱已支完。武训争辩，反被诬为“讹赖”，遭到毒打，气得病倒。吃尽文盲苦头，决心行乞兴学，20岁时当了乞丐。30岁时，置地300余亩，创办多个义塾。清廷封其为“义学正”，赐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匾额，准予建立牌坊。武训的精神广为后人敬仰效仿，死后山东巡抚袁树勋奏准“宣付国史馆立传”，建忠义专祠。

无意拔高“东北义丐”，但从其身上却不难看到武训的影子。王志友在自杀时被救，从此跳出了个体生命之求活，15年来一直坚持将行乞的钱用于活人，从一已之活到活更多困难中的人，无疑是一次道德的提升。

相形之下，一些公益基金会及百疾缠身的红十字会，显然更需要王志友的三原则：不私用爱心款，不做商业活动，不允许别人骂娘。这些公益组织恰恰是私用爱心款，醉心于商业运作，从而招致公众骂娘声如潮，导致事业饱受打击。显然，王志友的坚持，昭示了公益的另一条可能路径。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公益组织都践行武训及王志友的路线，自己不为物累却全心回报于社会。勉强推行，自然是有强行将人绑定在道德圣坛上之嫌。但是，武训及王志友以其强烈的道德感染力，从一个边缘世界逐渐走向这个镁光灯所聚焦的主流社会，带来的启示却是多重的。近乎于行为艺术，却是最为真切的击中时代的痛楚，提醒我们要善待边缘群体，因为他们身上依然闪烁着我们所日渐稀缺的道德光芒。也许正是他们，能为我们千疮百孔的公益事业开出可行的疗法，带来全新的疗效。不论是远逝者武训还是前来东莞演讲的“东北义丐”，他们都是道德洼地上众生渴望的拯救力量，需要社会各界悉心研究的道德课题。 （宁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