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一）

    忠诚爱国，不辱使命，甘于奉献，想方设法去做那些看似难以做到的事，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人总是有追求，有梦想的。我们外交人员的追求和梦想，就是忠诚爱国，不辱使命，甘于奉献，想方设法去做那些看似难以做到的事，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就是外交官职业的独特价值和魅力之所在。

    “我在战场上掉脑袋都不怕，怎么会向修正主义屈膝？！”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傲视蛮夷到“跪着办外交”，卑躬屈膝，受尽列强欺凌，甚至丧权辱国，正所谓“弱国无外交”。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所束缚，对外关系和外交队伍都要“另起炉灶”。

    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亲自兼任外交部长，要求外交人员成为“文装解放军”，有铁一样的严格纪律。为了“另起炉灶”，重建外交队伍，中央决定从党内和军队紧急抽调一批得力的领导骨干。

    中共领导人王稼祥、张闻天等先后被派驻苏联大使，姬鹏飞、耿飚、黄镇、韩念龙、王幼平等十余名高级军事将领则出任新中国的首批驻外使节，被誉为“将军大使”。而另一位将军伍修权，被任命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第一任司长，并于1950年被总理点将以“大使衔特派代表”身份，首次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同美帝国主义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大义凛然地控诉其侵略台湾罪行，震动了整个会场和西方世界，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既艰巨又光荣的任务”。伍修权在联合国的表现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高度赞扬。不久，他被晋升为外交部副部长。

    “将军大使”出身行伍，并不熟悉外交，包括怎样用刀叉吃西餐都是总理亲自教的，但历经枪林弹雨的洗礼，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把把利剑，为打开外交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由于不懂洋文，早期派出的绝大部分大使对外交往离不开翻译这个“拐棍”，也吃了不少苦头。据说，有些大使对出席外事活动颇感紧张，尤其在那些关系微妙的国家。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根据当时的特定情况，国内指示：若对方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名反华，我使节要立即退场以示抗议，否则就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如只是进行影射并未点名攻击而贸然退场，政治上也不妥当。而不懂外语的使节，更是紧绷神经，主要得靠身边的翻译帮助判断决定。有一次，还发生过所谓“鞠躬”事件。我驻苏联大使刘新权应邀出席苏方举办的一次大型集会，得知对方反华后，当众昂首退场。他起身时还有意站了两三秒钟，好让苏联老百姓和外交使团看清我们反修的坚决态度。而一位西方记者报道中，却无中生有地说中国大使离席时向大会主席团鞠躬了。一下子闹得沸沸扬扬，国内还专门来电询问有无此事。刘大使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忍不住慷慨激昂地表示：“我在战场上掉脑袋都不怕，怎么会向修正主义屈膝？！”他让翻译立即复电报告事情真相。难怪有的老大使常说，在国外工作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将军大使”不仅工作兢兢业业，而且处处以身作则，廉洁朴素，平易近人，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使馆，成了我们的治馆之宝。在“将军大使”中，我仅有幸与原驻苏联大使王幼平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有一次，王大使在使馆研究室讲话中说，他不懂俄语，中文水平也不高，主要得靠我们这些“秀才”。但调研报告的情况一定要准确，看法一定要符合实际。只要有这两条，他就敢向国内报。还有一次，我们就餐后离开食堂，见王大使急匆匆往回走，说忘记了关灯。大家都争着要回去，却硬被拦住，称这样的小事得他自己去干。就是这些严于律已的点滴小事，给人以强烈的心灵感染。王大使回国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参加苏欧司一个党小组，每月都亲自把党费交到支部组织委员手中。几乎每次开会他都准时出席，并与大家一起交流谈心。在一次小组会上坦陈，其亲家当了党的总书记，他不宜继续在外交部任职。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主动避嫌请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