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我党高级干部中几位“读书种子”

　　从党的历史来看，党内一直有着读书的良好风气，热爱读书乃至成为藏书家的“读书种子”大有人在——

　　史上我党高级干部中几位“读书种子”

　　读书，对于一般士子而言，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对于有着远大目标和历史使命的政党成员来讲，也有着自觉的意识和热烈的追求，因为如果没有通过阅读而带来的知识、经验(间接经验)、眼光、素养等，那就很难设想这个政党会有怎样的作为。从党的历史来看，党内一直有着读书的良好风气，特别是领导这一层面，这除了其成员多有一定的知识背景，文化水平普遍较高，更是出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自觉性使然。然而，关于历史上党内的读书学习，迄今大概还没有一本专门的和详实的书来分析和纪录。那么，提到历史上党内的若干“读书种子”，倒是可以先来说说。确实，历史上党内的热爱读书乃至成为藏书家的“读书种子”大有人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特殊的时代要求和氛围曾造就了全党浓郁的读书风气和良好学风的建立，如“延安整风”时期等等，而在此前后涌现出的“读书种子”，如以代际和类型来看，似可大致分为老一辈的“延安五老”(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叶剑英等)，以及党内高级干部中的“读书种子”(如李一氓、张友渔、胡乔木、萧克、田家英、邓拓等)这样几种。这里主要谈谈历史上我党高干中的几位“读书种子”。

　　张友渔：从旧纸堆中得来学问和知识

　　著名法学家、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张友渔属于自学成才。他认为自己的知识和学问都来自旧书堆，读书主要靠自己学习。

　　张友渔回忆：在青年时，“我看的书范围很宽，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无所不读，尤其喜欢阅读小说。此后在北京，在上学、教书及办报的时期，我一直保持了这一逛旧书店、旧书摊买旧书的习惯，一有空就跑隆福寺、东安市场、西单商场，那里的书便宜，而且常常可以遇到一些很好的书。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也经常抽空去逛神田区的神保町。那里旧书店很多，一到天黑，马路两旁就摆满了旧书摊。解放后，我这个习惯还没有改。我家里存书几万册。同志们开玩笑，叫我‘书迷’，其实着了这个‘迷’是有好处的，我的知识、学问，好多是从旧纸堆中得来的。当然，不应当成为‘本本主义者’”。

　　胡乔木：几本书同时看

　　胡乔木也是“书迷”，他的女儿胡木英回忆：胡乔木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他把看书当做了最大的乐趣，读书对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即“父亲的生活很简单，不工作的时候就看书，各种方面的书都看，历史、自然、哲学、文学，古今中外的书都看，还有政治方面的书也看”。至于读书方法，胡木英回忆说：她父亲看书很快，挺厚的书没两天就看完了；也有看得慢的，比如思想史、哲学方面的；“有时候父亲是几本书同时看，比如床头、桌头扣下来，折起来的，就是看到半截的。”至于藏书，“父亲只要一去外地，从不去逛街，就去旧书店淘书，每次回来都带几摞书。”胡乔木的藏书最后达到了4万余册，为此这些藏书还一度成为他的负担，那是“文革”期间，胡乔木被迫从中南海搬出来，要找房子，“他别的条件不要，只要书能装下来。后来费了好大劲，特意找了南长街123号的房子，那里有大房间，可以放书，为此还特意把地板加固，把书搬过去”。1995年12月，胡乔木生前的藏书分别捐赠给了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他的故乡江苏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