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捷生 　

　　74年前在庄里镇留下的那张发黄的照片，悬挂在客厅进出门的那面墙上。从照片下走过，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抬头痴痴地望着这张照片，望着照片里那些早已逝去的人。这时候泪水便会欢欢地流下来，却不去擦，因为我喜欢这种被泪水淹没的感觉。

　　有些东西是无法淹没的，比如童年的记忆，虽然这些记忆是那样的模糊，那样的影影绰绰，闪闪烁烁。但我坚信，我至今还认识这个西北小镇上的那些黄泥小屋，那些老人和孩子，还有我在磕磕绊绊中翻过的台阶，踩过的门槛。如同我至今还认识那个理着锅盖头、穿着小小的长袍和马褂，惊恐地望着那架闪光机器的小女孩。

　　那个小女孩是我，3岁的我。而在我身边坐着和在我身后站着的那些人，一律都穿着宽大的土布军装，瘦削的腰被宽大的武装带紧紧地勒着；他们都戴着那个年代的八角帽，八角帽上缀着用红布缝上去的红五角星。后来人们才辨认出来，这都是些叱咤风云的人，铁骨铮铮的人，没有谁走到这张照片上坐着或站着的位置，不曾舍生忘死。

　　照片中有我亲爱的母亲和父亲。父亲清瘦，疲惫，像刚刚大病一场，唇上那两撇浓浓的短髭已纷乱一片。又不知为什么，那天他的两只手有些不知所措，破天荒地离开了他那支心爱的大烟斗。

　　这张照片我在许多年之后才见到。当时，我并不知道它记录的是一段珍贵的历史，一个过去之后再也不可能重复的瞬间。甚至不知道我那乳臭未干又懵里懵懂的小模样，永远定格在了那群叱咤风云的人群中间。我只知道那是我少有的与父亲和母亲同时待在一起的日子，只知道照片上的那些人，都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孩子，抱过，背过，在长征路上用自己干粮袋里残存的那点粮食喂过我。许多年后，我都是将军了，母亲仍用怜惜的口吻告诉我，在庄里镇，当我在分别几个月后重新回到这些人的怀抱时，看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男人，都叫爸爸；看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女人，都叫妈妈。

　　也是在后来，我才知道，在拍下这张照片的那个年代，我的父亲和他率领的那支穿过无数次风暴的军队，当时正驻扎在陕西富平县的这个叫庄里的小镇上。他们蜡黄的脸，他们被土布军装遮盖着的软塌塌的肌肤，还有软塌塌肌肤包着的骨架，因刚刚经历那场漫长的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和大跋涉，已是伤痕累累。他们的胸膛和四肢，都承受过子弹、炮弹和刺刀的追击。如果看得再仔细些，你还会发现，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已经没有了左边或右边的臂膀，掖在身后或随便耷拉下来的，是一截空空的袖管。但他们的神情却格外地坚毅，格外地灵醒，仿佛在倾听远处的枪声；眼睛也异常明亮，像一颗颗磨亮的钉子。

　　1936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后，经过山城堡与胡宗南部的最后一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结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愿望至此得以实现。紧接着爆发的西安事变，为国际国内的各种政治力量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和解机会。当时占据我国东三省的日本军队长驱直入，大有踏破长城席卷中国之势。面对共同的敌人，由中共提出的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倡议得到普遍响应。但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却调集大军，气势汹汹地赶来讨伐作出新抉择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中共在派出代表团赴西安参与调停谈判的同时，命令红军主力南下支援东北军和西北军作战。

　　父亲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就是在这个时候从三边、环县，经庆阳、旬邑、淳化到达富平、三原一带。这支征尘未洗，几个月前才结束长征，一个个骨瘦如柴，衣衫褴褛，肠胃里还残留着草根和树皮的队伍，一到达目的地，把枪一架，便开始挖战壕，筑工事，准备迎击何应钦部队的进攻。但仗却没有打起来，因为团结对外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共合作的趋势已如黄河的怒涛，不可阻挡。在1937年的3、4月间，父亲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奉命前移，其中方面军总指挥部进驻陕西富平县庄里镇。

　　庄里镇是富平仅次于县城的第二大镇，也是渭北的历史文化名镇。镇域之内坐落着唐简陵和唐元陵两座大墓。因唐代名将李光弼曾在这里建立庄园，明洪武三年在此建集立镇时，便直接以“庄里”命名。镇上至今让当地人感到骄傲的历史文化地标，当属民国初年由辛亥革命战士、著名爱国将领胡景翼捐资创办的立诚中学。校内中心位置的藏书楼，飞檐斗拱，古色古香，令远近的读书人无比向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同志，1926年就曾在这里就读。有意思的是，从镇上出去的人，都爱说自己是庄里人。此话一语双关，既透出一种沉着和自谦，又流露出一丝历史文化重镇的优越感。

　　见过世面的庄里人，胸怀高远，富有强烈的家国意识。正因为如此，当红二方面军出现在镇上的时候，无需动员，家家箪食壶浆，争着向这支远道而来的光荣队伍打开门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