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后，毛泽东又连续两次发表文艺问题的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一周后，毛泽东又两次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对座谈会讲话内容进行了进一步阐述。
第一次是五月二十八日的“整风”高级学习组的会议上，他在上层领导中强化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和成果。他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结合”问题，“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与工人农民结合、与军队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为了实现这几个“结合”，又必须“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即“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坏，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这是“结合的基础”。毛泽东这次讲话所强调的文艺界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这同全党整风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次是五月三十日在已经搬到桥儿沟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毛泽东在下层强化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和成果。他提出了著名的“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指出只有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在“大鲁艺”学习，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毛泽东希望以鲁艺为典型，推动“延安文艺”的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真正实现。至此，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内容，算是一锤定音。沸沸扬扬的各种文艺观点，终于尘埃落定。
当然，延安文艺座谈会绝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场座谈会就彻底解决了延安文艺界长期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了确保文艺为革命战争主体的工农兵服务，中共中央在随后展开的“延安文艺整风”中，还配套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如要求文艺工作者自我反省与相互检查，文艺下乡，以及把《讲话》确定为党的文艺方针等。
“鲁艺人”引领了延安文艺新风
毛泽东对“鲁艺人”寄予厚望，“鲁艺人”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鲁艺人率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身子扑下去，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专心致志搞“文艺下乡”。
陕北人每年春节都要“闹红火”、扭秧歌，但一九四三年春节注定是“鲁艺人”的春节。鲁艺秧歌队扭出“新秧歌”（老百姓叫“斗争秧歌”）和演出的“新秧歌剧”，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新秧歌，形式灵活、短小精悍，群众喜闻乐见，令人耳目一新。老百姓奔走相告：“鲁艺家的来了！”“鲁艺家”是老百姓对鲁艺宣传队的一种亲切称呼。王大化和李波是鲁艺宣传队的明星，他俩演出的《兄妹开荒》第一次展现翻身农民的形象，是最受欢迎的新秧歌剧。只要他们有演出，老百姓就说：“看王大化去”。毛泽东看了后很高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在鲁艺的带动下，当年春节延安就出现了二十多支有名的秧歌队。“鲁艺家”秧歌队回到学校后，周扬高兴地说：“‘鲁艺家’，多亲昵的称呼！过去，你们关门提高，自封为‘专家’，可是群众不承认这个‘家’。如今你们放下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诚诚恳恳地为他们服务，刚开始做了一点事。他们就称呼你们是‘家’了，可见专家不专家，还是要看他与群众结合不结合；这头衔，还是要群众来封的。”
“新秧歌”和“新秧歌剧”的兴起，标志着延安文艺新时代的到来。“秧歌”一词也成为延安文艺新时代的代名词。
《讲话》的公开发表，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
《讲话》全文的正式发表，则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它是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七周年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
十月二十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指出：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做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
半个月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强调：“《讲话》精神适用于文化部门和党的工作部门，不仅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的材料，也是解决人生观、方法论的材料，要普遍宣传。”
这两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讲话》的正式定位，使它成为了文艺工作的根本性指导文件，这也使“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强大功能进一步凸显出来了。
《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久，在重庆的郭沫若发表意见，说“凡事有经有权”，即“讲话本身也是有经常之道和权宜之计”。毛泽东对此很欣赏。《讲话》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战时”文艺方针，还有一个不断修订与完善的过程。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魅力效应，在《讲话》公开发表后持续显现出来
《讲话》正式公开发表后，解放区文艺工作者掀起了学习《讲话》的高潮，深入领会其精神实质，彻底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思想问题，形成了强大的文艺创造合力。一是延安文艺工作者自觉改造成为革命文艺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二是主动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真诚地讴歌工农兵生活；三是自觉地选择了与工农兵审美文化相适应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四是创作出的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真正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宣传鼓动作用。
标志“延安文艺”繁荣的代表性作品有：长篇小说如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种谷记》，赵树理的《李家庄变迁》，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短篇小说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孙犁的《荷花淀》等；新编歌剧、戏剧有《白毛女》、《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血泪仇》、《穷人恨》等；诗歌有《王贵与李香香》等；新民歌有《东方红》、《翻身道情》、《高楼万丈平地起》；还有大量表现工农兵的文艺特写、报告文学，以及新木刻画等。
这些具有典型的解放区文艺标高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延安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生活，走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化”与“大众化”路子创作出来的；这些书写出“新的人民的文艺”，强化革命伦理与阶级对抗，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与“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些“新的人民的文艺”，不仅在当时就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即使到今天也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红色经典”，成为一个时代文艺成就的标志与象征！ 梁向阳
（作者系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