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 （资料图）

　　1975年5月20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伯父，在西花厅。只见伯父进门后微笑地坐在一个小沙发上，双脚搁在一个小墩子上，脸更为消瘦，老年斑比以前也更多了。问候后，我在伯父身边坐下，他当时气色还可以，还询问了我的工作和孩子情况，聊了一会儿。但怕过多打扰伯父休息，我起身告辞，出门时，我提出和他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他握着我的手，轻声说。

　　真没想到，这一天成了永恒。伯父说的“下一次”再也没有了，成了我一辈子的遗憾。尽管他在6月15日最后一次再回到西花厅，我却因招待丈夫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放弃了这次见面的机会——一心想着伯父的病，多休息，多疗养会好的。

　　如今，想起来，那时的我太天真了，其实当时的伯父身患膀胱癌4个年头了，并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伯母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若我知道他病情竟如此严重，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的。

　　1992年7月11日，伯母邓颖超这位伟大的女性也溘然长逝，留给我的依然是无尽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

　　伯父伯母去世后，我们一大家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在每年的1月8日和3月5日，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毛主席纪念堂或西花厅聚会，给老人家鞠个躬。每每走进西花厅，不敢多看那海棠、芍药、水仙及园中的小径，分明都有伯父、伯母的身影，都回荡着伯父朗朗的笑声和伯母谆谆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