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福特曾经是小布什政府的首席助理国务卿、美国负责核不扩散的特别代表，如今是奥巴马政府的民间智库成员。今年4月底，他却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当起学生，学起“中国特色”。

　　福特所参加的，是清华大学第二届“中美高级政府官员培训班”。他的同学大多是美国国防部、海军陆战队、核安全管理委员会、美国外交全国委员会等部门的高级官员，其中一些人直接参与对华决策的过程。

　　在为期一周的培训里，12名美国学员从中国学者这里，了解到中国的政治体制、外交政策、军事与国防政策以及决策制定的细节和过程。当然，也有人试图打探一些“政治八卦”。

　　他们也会抛出尖锐的问题，比如“党员是否忠诚”、“解放军的核导弹是否处于发射状态”，或者“中国的决策机制能否体现全体民众的意见”。

　　甚至，在了解到宣传纪律之后，一位官员立即向前来旁听的记者提问：“公众对你们媒体满意吗？”

　　项目主办方、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培训的目的是向这些美国高级官员介绍“中国的和平发展”。

　　“我希望他们今后考虑问题时，能够搜索自己在中国的这段记忆。”孙哲说，“多想一点中国的实情，考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会避免很多误解。”

　　课堂没有禁忌，没有所谓的“红线”

　　一周的中国体验，美国人爬了长城，也吃了烤鸭，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中国的军费、十八大，以及“中国人到底如何感知美国”。

　　前来参加培训的学员由美国联邦政府学院挑选，他们中的8位是美国联邦政府机构里的高级政务官，相当于中国的“司局级干部”。此外，还有两位智库的学者、两位大学教授。美国驻华武官处的两名官员随堂听课。

　　在这些美国官员中，只有少数几人负责亚太事务，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让授课老师都感到惊讶。一位中国学者谈到美国准备对华开放限制出口的46种高科技产品时，在场的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对具体细节都了若指掌。

　　“这项政策是我参与制定的。”这位官员说。

　　但大部分学员对中国的了解并没有这么深入。想让他们在一周时间内综合地感受中国，而不只是吃了一碗“方便面”，孙哲对课程安排和教师选择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一定要有圆桌论坛，要有晚上的非正式讨论，要带他们出去参观。老师一定要是各自研究领域的顶尖人才，擅长英语教学，讲课中要有幽默、要坦诚、要有例子，并且习惯于提问和被提问。

　　还有一些“破冰”的认识来自课堂外的体验。两年前的第一届培训班，孙哲安排美国官员去了一次外交部政策研究司。在那里，美国人突然发现，尽管门口有武警站岗，中国的政府部门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戒备森严”。

　　“我们报了车号大巴车就直接开进门，下车就能直接和官员聊天。”孙哲说，“不像美国同样的政府部门那样，进去还需要安检”。

　　两年后的第二届培训班上，课程内容不再局限于中美关系和外交策略，而更加偏重于中国内政。在讲述中国政治体制和公共政策制定的课堂上，美国人不仅可以了解到“政法委”、“发改委”、“财经领导小组”、“政治局集体学习”、“吹风会”这些只在文字资料里见过的陌生机构和概念，还可以知道十七大报告是如何产生、《突发事件应对法》又是怎样出台的。

　　甚至对于敏感内容，中国学者也毫不避讳，比如“腐败是不是已经变成一种文化”，或者“党员是否坚信共产主义的价值观”。

　　在“中国政治体制和十八大”这堂课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健给这些美国学员介绍近20年来中国政治社会形势演变时，提到了目前所面临的社会矛盾，以及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手段。他总结了常见的三种方式：强力弹压、有限度让步和寻找替罪羊。

　　“这些手段能把社会问题的根源解决掉吗？”一位美国学员问。

　　“预测未来不是学者能够做的事情，特别是这种还在发展中的公共性事务。”张健回答，“但趋势显然并不是非常令人满意。”

　　“课堂上没有什么禁忌，没有所谓的‘红线’。”张健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还给这些美国官员介绍了中国独特的“代际政治”，以及最高权力集体是如何构成的。美国人对此尤为感兴趣，特别是对于“谁能上”、“谁不能上”这种问题。

　　张健并没有确认或否认某一个具体的传闻。“各种各样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传闻。”他说，“在中国，传闻有时是政治风向的测试气球，它的政治意义和西方完全不一样。”

　　在他看来，这个回答并不会打消美国人的好奇心，相反，对于那些原本只想探听“那几个人会是谁”的美国人来说，当他们了解到最高权力组成背后的迂回曲折、以及中国政治现阶段的复杂性后，他们或许会对中国整体政治更感兴趣，并且会有更好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