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履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已满六年，控烟进程缓慢的问题仍难以回避。为破解这一积弊，卫生部部长陈竺设想，中国可通过深化医改增加控烟助力。此外，天津、北京、重庆等多地控烟立法的推进，及对惩处力度的加强则为解决控烟“落地难”问题提供了有益探索。

　　中国履行烟草控制公约6年进程迟缓 农村形势严峻

　　统计显示，中国吸烟者达3.5亿，占世界烟民的35%，受二手烟危害者高达7.4亿，每年约有超过百万人因吸烟导致的疾病死亡，总体吸烟率居世界之首。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烟草危害负担最重的国家。

　　中国是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于2006年1月9日起在中国正式生效，并承诺5年内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时至今日，这一目标仍未落实且仍难落实。卫生部部长陈竺直言，中国抵制烟草虽然取得了显著进步，但进展仍然缓慢，且遭遇执行难等多重挑战，实为“积跬步至千里”之功。

　　“中国有3亿吸烟者，7.4亿人受到二手烟危害，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的人数已经超过艾滋病、结核病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认为，烟草致病速度跟吸烟量的多少有直接关系，控烟压力迫在眉睫。

　　更值得反思的是，吸烟所带来的问题不仅涉及公民健康，更关系国家医疗经济负担、青少年身心发展、农民致病致死致贫等诸多问题。

　　专家指出，农民吸烟危害趋重在于他们更可能购买廉价劣质烟草，而农村控烟难度则体现在农民要求戒烟的自觉性更加浅薄。此外，控烟活动家、曾任世卫组织控烟顾问的美籍华人臧英年还认为，农民抽烟害病实际上是中国农民致病、致死、致贫最主要原因。对于“烟草危害农村更为趋重”这一结论，许桂华则认为尚值得商榷，但并不否认农村控烟形势已然严峻及控烟意识的普及存在困难。

　　中国全面禁烟“落地”难 地方立法探索破解执行难题

　　2011年3月修订并发布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明确提出自当年5月1日起，在公共场所、室内办公场所、交通工具实现全面禁烟。细则实施近一年，管控效果差强人意，公共场所吞云吐雾者并不鲜见。控烟面临执法难题，而具体惩罚措施缺失、惩罚力度偏低和执法主体模糊、公众参与不足等原因则被指是导致禁烟“落地难”的主要原因。

　　现有控烟举措的有限效用致使控烟工作的实际推进还遭遇了履约部门政企不分、烟税烟价偏低、烟草广告和烟包警示图文未达标等诸多挑战。全国性控烟立法的缺失，则是造成中国控烟效果不佳的最根本原因。

　　“国家控烟履约办公室尚未发挥作用，至今未制定控烟履约规划，全国性控烟法规至今未纳入立法计划。国家对保护公众免受烟草烟雾危害尚无有效政策或者立法措施。”许桂华总结，国家层面出台有效政策或立法举措对推进控烟形势可能更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