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

《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黄道炫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以往写中央苏区的文字，颂扬者居多，批评者也不少。新近出版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截取1933-1934年中央苏区全盛到败走这一时段，着重探索以往基于政治考虑而被忽略的历史的、社会的诸多因素，力求追寻原初的历史面貌；以当年的而非后来的，描述的而非价值评判的第一手资料，尽可能考察历史的本然进程。正是作者对历史的敬畏，成就了这本以客观平实为特色而令人信服的良史。

　　一、革命源流：物质利益和精神鼓舞

　　革命，多由知识分子发起。反思中央苏区革命，首先遇到的是革命源流问题。中国社会发展缓慢，各地区之间极不平衡。以土地占有情况来说，中国东南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赣南、闽西地区又小于这个水平。“以往关于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的说法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在有关调查中没有得到证实。”(本书31页)土地较为分散的赣南、闽西地区，竟成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中心，可证原先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天然联系起来的说法，站不住脚。

　　中共发动农民革命时所运用的平分土地的物质利益策略，对农民仍有吸引力。将地主富农占地强行拿来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之外，还有大量公田可供平分。赣南、闽西宗族势大，公田占20%-50%，属宗族集体所有。轮耕经营，由族中年长有威望者管理，并受农民自发监督。中共把公田分给农民，由集体所有转为个体占有，这对于注重实际利益的农民来说，其影响非同小可。分到土地和财物的农民“一尝其味，绝不会轻易忘记”。他们“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皮干起来了”。很多人在尝到分田地、分财物的甜头后，便把自家和革命绑在一起，跟着共产党走了。

　　除开物质利益，农民也注重精神利益。但农民的身份意识，长期被漠视，处于沉睡状态。中共通过向农民宣传平等、权利、尊严、身份感，使其抗争意识逐渐觉醒，这是农民拥护中共、投身革命不可或缺的政治、心理因素。中共在各个群体中受到拥护的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妇女、少儿、青年、中年、老年，恰与革命前后权利、地位发生变化大小相一致。而在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中共仍然得到大部分民众拥护，没有精神上的慰藉是难以做到的。

　　游民也有参加革命者，多以改变其一无所有、走投无路窘境，或借机报仇、发财、做官、讨女人等为目标。游民在中共队伍中，可以发生正面作用，也可能发生负面影响，直接或间接制约中共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制订和贯彻。胡绳说，“党内一直有游民习气，当不可小视”。

　　二、军事占领下广泛的社会动员

　　苏区的党与政权建设，都与红军推进和军事占领密不可分。本书指出“军事力量对政治和社会的主导作用，是观察苏维埃运动须臾不可忘却的基本背景”(109页)，即“军队是基础，政党是灵魂，政权是手足”。

　　如同中共建党时期以知识分子为核心，赣南、闽西早期党组织也以知识分子为主。随着红军大量进入，党员源流发生变化，人数激增。本书征引当时文件：“党的组织的发展，是红军打过之后才发展的，毛泽东起草计划，要三天发展十万党员。”(90页)到1934年8月统计，中央苏区的党员约15万人。中共组织原则直接承袭苏俄，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强调服从、忠诚、守密、牺牲和奉献。但超常发展党员，则会冲击这些标准。1933年红五月征收党员运动，两万多人速成进党。瑞金用开会方式对新党员训练一天了事。博生县某支部“质问群众‘你为什么不加入党，难道你是反动派么？’”某支部“在各村各屋填名字，口里喊着‘加入共产党’”。不少人不知共产党为何物，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反水”问题。尽管如此，“大发展的结果，还是使中共短时期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自身的影响力”(95-96页)。

　　苏区政权从中央、省、县、区、乡到村，村代表制度把触角有效深入到最基层，另有贫农团、妇代会、工会、反帝同盟、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耕田队、突击队、轻骑队等。体系严密，环环相扣，层层相连。同时建立党、政、群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力求廉洁施政。各种群众组织中，群众性地方武装最受重视，发展尤快。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即提议组建农民武装，将16-45岁男女编入“赤卫队网”。城乡赤卫军成为红军的后备军。从省到县、区、乡，形成红军——地方独立师——赤卫队——少先队的有机链条，既保武力兵源供给，又可实现对社会的凝聚和控制，首开人民武装制度和全民皆兵制度之先河。1934年4月，这支群众队伍达到50万人。蒋介石对它的作用，赞叹不已。

　　革命的精义，不仅在于实行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也需要实行价值观的改造，即实行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整体变革。宣传功能下的文化教育，要为当前的阶级斗争和战争服务。“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小学一年级语文《三字经》通俗易懂地鼓吹阶级观念、男女平等和反抗意识，一时激起阶级意识、拥共思想。其他如扫盲运动、民众夜校、干部教育、工农剧社、文艺演出、红色歌谣、体育运动、群众大会，等等，其社会动员的现实功用立竿见影。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其进步之程度与麻醉之力量，殊可惊异”(132页)。蒋介石在训斥部下时，盛赞苏区教育“最有精神”。

　　毋庸置疑，中共努力唤醒苏区民众，动员他们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反专制求生存的阶级斗争，为当时中国社会带来一抹光亮。然而，它却以拉开中共夺权建国序幕载诸赤色史册，成为中共历史值得大书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