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松花江畔美丽冬景。本报记者 郭嘉摄
赖明（左二）在广州考察珠江新城。李军华摄
赖明常委曾多年在建筑院校、老建设部供职，在任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对推进城镇化发展情有独钟，对国内外“城事”颇有心得。去年9月中下旬，这位专家远赴南美，实地调研巴西、阿根廷两国的城镇化发展沿革，从另个角度对我国城镇化如何迈健步、避弯路有了更多思考。
【考察城镇化】
南美“问城” 他山之石
一
在巴西伊瓜苏市市政府的一间办公室里，赖明与该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部门的官员会谈。
“我所入住的宾馆前有一条约1.8米宽、6000米长新建的健步道。那么修建这条道路，由谁决策，由谁实施，资金怎么筹措？”赖明以路切题，别有深意。
对方一一介绍。通过交流，赖明了解到，以伊瓜苏为代表的巴西政府若决定开展一个小型建设项目，至少需用时半年至1年，而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的时间则更长。城市建设项目面向社会公开信息，广泛听取民众意见。
赖明所到的几个城市，都很少见到大规模的拆建工程。有些城市的老城区虽现旧态但外观和功能并不过时。城市规划也大多“长寿”。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城市规划制定于1925年，续用至今。巴西利亚建城50多年来，不仅一直沿用一个总体规划，而且所有的重要建筑都由同一位总建筑师把关。
反观国内，赖明体会到，城市规划需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相协调，将人与城市的发展和谐相统一，其“不变”与“多变”应是因地制宜的审慎决策。当前，源于地方行政长官粗放的、增长至上的GDP政绩观驱动，我国部分城市的各类规划朝令夕改、大拆大建。在种种“拆”字当头、大破大立的城市发展大跃进现象背后，规划与建设的社会效益究竟有多大，老百姓究竟受惠多少，存在着不小的疑问。
二
坐车行进在洋气十足的都市区，隔窗远观一个个“贫民窟”，样式各异、规格不一的平房“扎”在一起，拥挤而杂乱。
“贫民窟”的居民生活如何，赖明想知道。当地人回言：那里已逐渐沦为犯罪活动场所，外人难以进入。
在不少拉美国家飞跃式的城镇化背后，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却随着城市有效吸纳力的减弱，而落入城市“边缘”。
巴西城市“贫民窟”多达八九百个，3500万人居住其中，占全国城市人口的1/4。阿根廷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有400万人生活在“贫民窟”，占全市总人口比接近1/3。
巴西几年前的数据就显示，占就业人数10%的高薪阶层的月均收入，是50%的低薪阶层的月均收入的十多倍；阿根廷最富有阶层收入是最贫穷阶层收入的30倍左右。
“一个城市，两个世界”，城市内“二元化”明显。
多年来，两国一直在为改变“贫民窟”状况而努力，但效果不明显。
值得警惕的是，我国的城市也已出现两极分化和二元结构问题，尤以进城农民工和城镇居民的差距最为典型。有调查显示，农民工家庭人均纯收入比城镇居民低61.5%，且仅12%—15%的农民工能够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
赖明认为，城市内部一旦“二元化”，治理难度不亚于调整城乡二元结构。他呼吁，推进我国城镇化，要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加快公共服务体系改革、优化城镇结构布局上加把“狠劲”。
三
在巴西，当问到男人有了钱最想干什么？回答多是：晒海滩、喝啤酒、看美女。在多个劳动场地，工人工作的状态都可以用“慢吞吞”来形容。
在阿根廷，有年轻夫妇在城市广场坐等救济者把新鲜的面包送到手上，更有当地媒体报道，一家几口人因懒于出门领取食物而饿死。
巴西、阿根廷实行全覆盖的免费医保、教育，养老保险、失业救济也是应保尽保，令人羡慕。可是，这样的福利国家却陷入了久衰难兴的困局。阿根廷至今在“中等收入陷阱”滞留达49年，已从昔日的世界第八经济强国衰退到现今最大负债国。
面对当前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之势，有人批评过高的社会福利已成为拖累。赖明认为，巴、阿两国的遭遇与其如出一辙。他说，国家福利是保民生、促发展之必须，但一旦超越“适度”，转向过度慷慨，就可能导致经济实力无法持续承担，民众过度依赖福利而抑制劳动积极性。
如何避免福利过度伤经济、养懒汉？
赖明认为，我国在发展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事业中，应吸取教训，量力而行，让社保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保障民众权利的同时提升其责任意识，统筹构建社保、商保和自助互助“三柱支撑”的福利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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