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金库”呈多发高发态势
在腐败形式中,“小金库”成为铺张浪费、奢靡享受、违法乱纪的重要资金来源。蓝皮书显示,截至2011年8月底,全国共发现“小金库”58225个,涉及金额266.54亿元。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区各部门因设立“小金库”和使用“小金库”款项受到行政处罚的有1942人,受到组织处理的有3242人,予以党纪政纪处分的有1862人,还有623人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共纠正违规资金118.54亿元。
蓝皮书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革,财政财务会计制度日益完善,财政审计等监督力度不断加强,但“小金库”仍呈现出多发高发态势。从审计查处情况看,“小金库”涉及金额居高不下且逐年增加,违法违规现象较为普遍。此外,“小金库”资金来源更加复杂,违规方式更加隐蔽,出现了虚报冒领套取财政资金、利用企业破产改制之机侵吞侵占、通过虚假票据虚列支出等手段,以现金形态由个人保管转为化名账户公款私存,或向下属及关联单位转移“小金库”资金。而“内部人共谋”、“少数人控制”也成为近年来“小金库”的新特征。
“‘小金库’已成为铺张浪费、奢靡享受、违法乱纪的重要资金来源,诱发滋生了一系列腐败现象,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反腐倡廉建设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说,从根本上治理“小金库”,要求行政事业部门经费实行“供给制”,全部由财政预算拨款,不允许自己创收。要建立完整统一的公共预算,消灭预算外收支,铲除制度外收支,形成一个覆盖整个财政性收支的公共预算。此外,由财政部门专司财政管理权。不允许政府部门发生任何以直接向企业、居民收钱为代表的财政性活动。
腐败从个体向集团化蔓延
近年来,全国反腐的力度、深度、广度都在不断加强。继国家预防腐败局宣布成立后,甘肃、上海、湖北、湖南、河北、河南、四川、北京、浙江等地相继成立预防腐败局。
蓝皮书认为,各地区各部门也加大了查办案件的力度。以湖北省为例,2011年1月至7月,该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受理信访举报30013件(次),初核3313件,立案2898件,结案2508件,处分2555人,移送司法机关125人,查办10名厅级领导干部。
“但由于体制机制制度不完善,对公共权力监督制约不力,个别干部及公职人员执政用权理念发生扭曲,消极腐败现象迅速滋生蔓延开来,往往是一些突出的腐败问题得到治理后,新的腐败问题又冒了出来。”李秋芳说,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源、资金、文化、信息等都在跨国快速流动或整合,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条件,腐败表现形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李秋芳分析说,这些新变化表现在,腐败主体从个体向集团化蔓延,窝案串案较严重;腐败手段从显性向隐性扩展,曲线收钱、迂回敛财,花样翻新;腐败者非法所得从短期向长期演变,既贪图消费享乐,又追逐资本占有,出现了金融腐败、资源腐败、期约腐败现象;腐败范围从经济、政治领域浸染到社会文化教育领域,并出现了跨国境“外向型”腐败,对人民群众利益与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严重损害。
科技反腐抵御人情文化侵蚀
据《反腐倡廉蓝皮书》介绍,近年来科技反腐在中国广大地区被应用,成效初显。未来,科技反腐将成为重要的反腐手段之一。
记者了解到,所谓科技反腐,是信息化建设在反腐倡廉领域的延伸和应用。近年来,不少地区、部门和单位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科技反腐的实践探索,涵盖政务公开、行政审批、市场监管、财政收支、政府采购、工程建设、医药购销等诸多领域和关键环节。
李秋芳说,依托经济发展优势和较高的信息化水平,浙江、上海、天津、深圳、广州、青岛等沿海地区科技反腐起步较早,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李秋芳认为,一些地区开展科技反腐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首先是普遍开展网上政务公开和电子政务服务,利用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服务平台和集中办事大厅,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和公共服务效能;其次是建立以行政审批为主的电子监察系统,运用科技手段对政府部门的管理、服务职能进行标准化管理和在线监督。通过门户网站与内部网共建、业务网与监察网对接的方式,形成“开放的公共权力运行系统”,实现信息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共享与互动,缩减主观因素对信息传递的影响,降低因信息垄断、信息隐瞒、曲解等行为引发的腐败和低效率。
“第三个表现形式是利用网络开展政民互动,通过网上举报投诉、政风行风评议、网络舆情监控分析等,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和政府信息来源,提高公众对反腐倡廉建设的参与度。”李秋芳说。
“此外,科技反腐还应用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李秋芳告诉记者,对公共资源交易、公共资金使用、公共权力运行等重点领域和土地出让、政府采购、招投标监管、行政审批等关键环节,进行网络化建设与改造,通过流程再造、制度固化、无缝对接、关键控制和全程留痕,实现跨地区、跨部门、全过程监控和动态预警,增强对关键部位监督的实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对此,蓝皮书进一步分析说,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要原因。科技反腐为完善权力配置、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滥用提供了契机和有效实现方式。同时,科技反腐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促进权力行使的公开化、透明化和标准化,最大限度地压缩自由裁量权,筑起抵御人情文化侵蚀的“防火墙”,维护制度的权威性,从而使制度的刚性约束逐步内化为权力行使者的道德约束,使其“不能为”、“不敢为”、“不愿为”,真正从权力风险中解放出来,起到保护干部的作用。(记者赵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