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文化问题所作的决定，是我们文化强国的行动纲领。六中全会告诫我们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又号召要“创立新知”。我认为，文化创新的前提是要继续解放思想。

　　对文化人来讲，要从“急功近利”中解放出来。文化创新有急有缓，以缓居多；有近有远，以远为主。因此，没有“十年辛苦对青灯”的精神是很难有作为的。当然，这个道理有文化的文化人都明白。文化人的急功近利有不少是被犬牙交错的评比逼出来的，被五颜六色的光环诱惑出来的。能够把文化创新放在第一位的人是冷静的，会像居里夫人那样把奖品当作儿童玩具的，决不会为“浮云遮望眼”。

　　对文化人来讲，还要从“官学双得”中解放出来。“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的老传统，仕者无学是不行的。可是，学者热衷于当官也是很可怕的。越是有名，越说明你没时间学法学、政治学、管理学。热衷于当官是文化创新的大敌。孙中山在广州对大学生讲：“你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意味深长！热衷于当官必然是“见佛就拜”，而文化创新恰恰需要《五灯会元》里所提倡的那种“见佛不拜”。

　　对文化人来讲，还要从“空中楼阁”中解放出来。现在有些文化成果是空对空。过去是“言必称希腊”，如今不知是不是因为希腊经济不景气了还是别的原因，不少人不再是言必称希腊，而是“言必称哈佛”。哈佛大学是不错的，但它毕竟是根据美国需要而办的。我们中国人搞文化创新，无论如何也得以中国这片热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借鉴哈佛无论如何也得针对中国实际，脱离实际地讲哈佛，那只能是新版、新译、新信息，而不是创新。实践是创新的沃土，实践是不断变化的。理论与不断变化的实践紧密结合，就会逼得你不断回答新问题，不断出新思路。

　　文化人要解放思想，文化管理层更应该思想大解放。

　　对文化管理层来讲，要从“顺我者昌”中解放出来。文化管理者不能把自己的认识，乃至于管理层集体的共识当作绝对真理，不能总是自以为是，更不能给不顺我者以眼色看看。伏尔泰有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有人说，伏尔泰表里不一。伏尔泰对他的论敌《文学年代》的创始人弗雷龙就没有宽恕过，更没有“誓死捍卫”过。不仅如此，伏尔泰还走上层路线，给《文学年代》以停刊处理，把弗雷龙解雇。弗雷龙被伏尔泰搞得确实很惨。不错，讲名言的人不践行名言这类怪事是有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名言本身也是错误的。讲名言的人不践行名言，我们学习名言的后来人完全可以后来居上，真正做到自觉地尊重差异，真诚地包容多样。这才是文化创新之正道。

　　对文化管理层来讲，还要从“多数意识”中解放出来。在政治上，一定要努力求出最大公约数，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但在文化创新上，要求异存同。因为，创新是超前，出众，是一改故辙，另起炉灶，是独辟蹊径，独树一帜。既然是“独”，就不可能是多数。“出众”的就不会是跟着多数“从众”。“超前”的也不可能是多数。谬论可能出在少数人身上，真理也可能握在少数人手里。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一方是少数，反对彭德怀的一方是多数。可是，少数的一方是正确的。习仲勋的夫人写道，在批习的“利用小说反党”时，只有邓宝珊等两人替习讨公道。这也无可争辩地证明，即使是政治上的真理有时也会在少数那一边。只要是真理也一定会或迟或早地为群众所接受和掌握。当然，认识是个过程。毛泽东是在庐山会议六年之后才对彭德怀说：真理也可能在你那一边。

　　（作者为原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邓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