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体检中心日前发布的湖北省公务员健康体检统计报告显示，九成公务员身体存在不同程度异常。其中，发病率最高的是肝脏系统疾病，约34%的公务员患有脂肪肝、肝囊肿、肝内胆管结石等肝病。(11月14日《武汉晚报》)各行各业都有其职业病，如颈椎病之于教师，胃病之于驾驶员。肝病成为公务员的第一职业病，多少有些意外。中南医院体检中心主任邹世清一言以蔽之：喝酒最伤肝。

　　九成公务员身体存在不同程度异常，超过三分之一的公务员有肝病，其中以酒精肝居多。如此之多的公务员处于亚健康状态，如何高效履行职责，为人民服务呢?虽说“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衙门现象有所改变，有的公务员健康出问题，与工作压力大、运动量小等因素有关。但是个别公务员上班炒股、玩开心农场，养尊处优之类的报道仍时常见诸报端。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务员健康状况堪忧，也是对部分公务员作风不良，公务员退出机制不畅通的提醒。肝病是公务员发病率最高的疾病，“酒精肝”成为公务员的职业病，更是一语道破公款吃喝“潜规则”。

　　中国官场酒文化十分盛行。迎来送往、检查评比、生日庆典、审批项目，等等都成了官员应酬吃喝的理由。当然，还包括不少假吃喝之名行贪污之实的腐败分子。难免在一些官员心目中形成了只有贪污受贿才是违法犯罪，只要没有装入腰包就不算腐败的潜规则。

　　正如有歌词所云：“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公款吃喝吃垮公务员身体，更是吃坏了党风政风，吃掉了民生投入。笔者注意到，公款吃喝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好多地方颁布过禁酒令，出台了政策措施。有报道说，河南信阳、商丘等地采用“禁酒”铁腕治理公款吃喝，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整治公款吃喝尚未形成长效机制，公务员醉酒乃至酒后乱性，强奸女下属，醉死公务员算工伤之类的新闻仍不时冒出来。

　　在我看来，公款吃喝治理难，关键问题在于，不少地方的吃喝禁令只是一些改良措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公款吃喝赖以存在的基础，对公款吃喝的整治多停留在舆论谴责、曝光的层面，对吃喝监督与处罚措施还比较疲软，“雷声大雨点小”的禁酒令对吃喝官员杀伤力不大。再加上财政预算约束乏力，难以踩住公款吃喝歪风的刹车。

　　全国人大代表米东生曾建议国家出台一个硬性规定，禁止公款吃喝，规定公务招待全吃自助餐，既方便、节俭、又健康卫生。要刹住公款吃喝风，由国家统一出台禁止公款吃喝的规定，值得考虑。但是再好的规定还要靠人来执行。如果没有严格的约束机制、问责机制同步跟进，禁酒令仍可能成为不带高压电的虚拟高压线。我认为，要帮助公仆们赶走应酬这个“健康天敌”，取得整治公款吃喝的实效，关键在于制度的执行力与执行者的决心。

　　正如有学者焦建国所言，“公务接待的核心是财政制度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腐败都是财政的腐败，没有严格控制的职务消费就成为腐败的渊薮。要让官员们小气起来的根本方法就是让预算软约束硬起来。”约束财权，管好官帽，严禁公务员对有求于自己的服务对象“吃拿卡要”，到下属单位蹭吃蹭喝。这既是对亚健康公务员的爱护，也是为公款吃喝减负，为民生投入增量的需要。茅台、五粮液等高档白酒价格疯涨，如果公务员吃喝病不治好，不仅会严重透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身子骨，更会加重纳税人的经济负担，伤害政府公信力。

　　从长远来看，国家和地方权力机关可以考虑把禁酒令从规定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像治理贪污受贿一样治理吃喝腐败，官员出于高昂的违法成本与健康威胁考虑，在公款吃喝时会有所顾忌。对公务员“酒精肝”职业病只有对症下药，才能保护公务员的身体健康，重树政府公信形象，让他们更好服务群众。(胡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