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央视调查发现，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出厂价不过0.6元，经过各环节“黑吃”后，在北京隆福医院零售价高达12.65元。粗略一算，中间利润超过2000%。更尴尬的是，被寄予厚望的药品集中招标对此无能为力。

    一般分析认为，药价虚高是中间环节过多所致，于是才有了价低者得的药品集中招标制度。然而，在高利润面前，制度不堪一击。

    那么，老百姓如何才能用上质优价廉的药呢？这实际上取决于医院和医生的态度。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朱恒鹏指出，当前的形势下，一方面，医院控制了药品销售80%左右的市场份额，是一个垄断的买方；另一方面，医院决定了绝大多数处方药的开方权、销售权，是一个垄断的卖方。双向的垄断导致医院才是药品价格的真正决定者。

    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下，药品除了是抗击疾病的武器，亦是医院、医生谋利的工具。在此种情况下，高价药横行、低价药消亡成了必然。

    本轮医改试图通过基本药物制度的推行改变医院生态。然而，基本药物制度却遭到一些医生的抵制，影响了政策效果。有专家认为，政府管制力度不够，还应该加大。问题是，只要以药养医的机制不倒，那么无论如何的使劲，都徒费功夫，顶多也是事半功倍。毕竟，卫生部不能在每个医院安插一个监督员。即便真的如此，医生也可以拿“个体差异”说事儿。

    最好的办法是让医院、医生有动力为患者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药。当然，做这种事不能只靠道德。希波克拉底誓言每个医生都会念，可是没有激励机制，誓言也就是誓言而已。要让医院和医生得到现实的好处才行。

    现在，有些研究者给出了些药方。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力推的“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他的意思很好理解。如同单位发出差补贴一样，实报实销必然鼓励出差人大手大脚，总额封顶、剩余自留则让出差人自动量入为出。阑尾炎手术就3000块，医院花超了自己往里贴，有剩余可揣自己兜里，你说，医院还会用贵药吗？

    朱恒鹏提出的法子则是放松医疗市场行政管制，使更多的民营医疗机构进入，同时大力发展连锁药店，赋予所有连锁药店和医院一样的销售处方药的资格。他不是让医生喜欢用性价比高的药，而是在竞争之下不得不这么做，否则就有可能失去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