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0月27日电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汪玉凯27日下午3时做客新华网，为广大网友权威解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主持人]我们还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还有社会利益关系变化很深刻，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社会的焦虑情绪在漫延。那么加强文化建设对改变社会心态会有怎样的意义呢？您是怎么看的呢？

[汪玉凯]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关系的，首先中国正处于一个剧烈的社会转型期，这个转型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一般来讲社会转型指两个内涵：一是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二是由农业社会走工业乃至信息社会。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信息社会时代了。这是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的内涵。从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身来看，我认为它的社会转型并不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应该说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这个社会就开始缓慢地进行转变。应该说1978年以后社会转型在加快，所以人们感到社会在剧烈的震荡。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般都会出现一些普遍的规律。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比如欧美等18个发达国家他们当年都经历过这个社会转型期，也都经历过社会焦虑期。比如包括整个社会躁动不安，一个国家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使整个社会是骚动不安的，就像一个成年人发烧一样，一个成年人发烧到38度以上站也不适、坐也不适，脾气也很暴躁。在这个角度讲现在中国社会也在发烧。第二就是社会成员更多地关注经济利益，人人都想实现家庭现代化，或者率先家庭现代化，都想坐上家庭现代化的第一班车，谁也不想落后，但是事实上不可能大家都坐上。

[主持人]看到别人坐上了自己没坐上的这种焦虑。

[汪玉凯]对。第三就是官员的问题。这就是现在中国出现的突出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整个社会出现一种焦虑，比如中产阶层，好不容易进入中产阶层了，房价上涨后他又掉下来了；再加上找工作比较困难，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我们在民生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可能造成公众的焦虑；再加上政府官场上确实有一些不廉洁的行为，也造成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要解决这些社会焦虑的路径是很多的，不仅仅是文化一种，但是我认为如果在文化方面做得比较好的话，那是能够大大缓解这种社会焦虑的。比如我们首先要加强对官员官德的教育，这样就能减少很多官民的冲突。比如我们在一些政策上，比如对农民给予更多的关照，包括现在我们搞文化下乡等等关注弱势群体也能够化解城乡之间的冲突，也能够化解社会成员的焦虑问题。再比如说我们通过有效调解利益分配能够更多关注弱势群体的分配，使利益格局更加公平公正。社会成员很重要的一个关注点就是要处于公平公正的地位上，一旦他发现自己处于不公平的地位上那就会采取各种反抗的措施。一旦我们在利益表达机制上给予老百姓更多的利益诉求的机会，让利益格局更加公平的话也能够缓解这个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