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再度一步步向美国和欧洲逼近，成功应对了2008年大危机的中国，也不得不面对由此波及而来的长期和眼前、外部和内部的各种金融风险因素考验，尤其在货币政策空间日渐放窄的调控现实下，如何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中国金融安全系统，或者说通过完善中国金融发展体系“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再造三十年稳健发展的国际国内有利环境，关键要看未来五年能否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复杂深刻的大变局

　　“集中力量解决一个局部地区的问题，我们是有能力的。”从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温州调研期间作出此番坚定表述，到10月12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扶持小微企业的“国九条”，在短短一周左右时间内，缘起温州震动全国的民间借贷风波，在中央和地方一系列金融调控政策的“霹雳手段”下，逐渐趋于平息。

　　“这一方面说明，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金融体系是稳定的，经济实力和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是充实的；另一方面也要冷静认识到，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背景下，微观金融风险不但会层出不穷，而且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在加大。这一点已经在年中以来的美债危机和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表现。”

　　近日，在中组部和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加强金融体系建设专题研究班”的课堂上，一位金融调控部门官员向《瞭望》新闻周刊解读分析了今年国内外金融市场正在表现出的新局势。而其所参加的这个研究班，正是就当前世界金融新局面对中国金融安全产生新影响的回应需要。

　　参加学习的49位学员，是来自央企、商业银行和“一行三会”的司局级干部。他们将在为期11天的时间内，围绕国际金融危机下的新形势和新特点，分析当前我国金融体系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探讨如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加快金融环境建设、积极稳妥扩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等内容。

　　在第一堂课上，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陈雨露坦言，未来三十年，将是中国崛起的完成期，中国金融体系建设面临着巨大挑战，“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一旦产生内生性金融危机，不但会大大阻碍和迟滞中国的崛起，而且外部力量没有能力也不可能救得了中国。”

　　事实上，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持续受到内外部众多风险因素的影响，金融安全面对的新旧挑战不断。比如，美债危机、欧债危机、美国汇率法案逼迫人民币升值，以及国内地方债风险、民间借贷危机、外储资产安全等等风险因素。在陈雨露看来，未雨绸缪、扎紧篱笆、以我为主、立足自己，应该是未来中国金融安全体系建设的指导思路。

　　金融安全现实七挑战

　　采访中，多位监管部门官员认为，未来五年，是我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具有巨大发展机遇的我国金融业，同时在资产安全和风险管控上面临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间接融资比重高，金融发展格局不合理。央行统计数据显示，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总量中的贷款占比，从2005年的89%持续下降，但2010年这个比重仍然高达75%。而且，即使所剩25%的非贷款，严格意义上讲，大部分也来自银行资金。如此高比重的间接融资局面，多年来一直难以扭转，使得风险压力过多地积累在银行，造成系统的结构失衡。

　　金融组织体系和服务领域仍然发育不充分。从组织体系看，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足，银行业对民营资本的开放仍有空间。对民营经济和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仍不足，贷款结构不合理。以美国为例，人口3.2亿，除了1000多家大中型银行外，还拥有6000多家小微型银行机构，分散在各州、县乃至社区内做当地的信贷服务业务。而中国13.7亿人口，只有200多家大中型银行、100多家小银行和2000多家信用社提供信贷服务。而这也是当前民间借贷风险多发的根本原因。

　　主要金融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有待深化。货币市场利率向信贷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不畅，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仍有管制，长期利率定价缺乏有效的外部基准。同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市场供求的决定作用有待提高。外汇储备快速累积，导致货币政策自主性受到影响，在外汇市场中央银行被动成为净买家。

　　金融机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金融业竞争同质化、考核机制和经营模式不科学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未经受利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的考验。银行巨量信贷增长存在风险隐患，国有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普遍存在资本金补充压力。农村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证券期货，保险类机构的经营机制和风险管控能力需要加强。

　　系统性风险隐患仍然存在。普遍存在的顺周期行为和监管，会计等制度因素不利于防止和化解系统性风险。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对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存在缝隙。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存在“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融资主体和部分金融理财产品存在风险隐患。

　　金融创新力度不足。鼓励金融创新的体制机制需进一步完善。金融产品创新能力不足。金融企业经营产品单一，业务范围狭窄，对市场变化敏感度低，市场竞争力较弱，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差。

　　国际环境更趋复杂。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发展模式均面临转型压力，货币、金融政策的国际协调难度增大。我国在国际金融标准制定、国际金融治理等全球金融问题上，将承担更多责任。

　　接受采访的一位金融监管部门官员指出，在众多面对的挑战中，短期看有三方面的紧迫课题亟待重点研究，“其一是美债危机下的美元资产安全，其二是人民币战略问题，其三是地方债务金融化风险。”

　　对外金融资产安全战略选择

　　中国开放论坛理事、中国银行研究员王元龙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特别警示美债危机的威胁，“美国债务的不可持续性，使得中国对外金融资产面临缩水风险，加大通胀及人民币升值趋势，对我国金融安全影响深远。”他断言，美国债务危机频繁发生将成为常态，由此引发的美元贬值将成为长期化趋势，“由于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中外汇储备资产高达3.2万亿美元，维护对外资产安全就成为中国经济金融战略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

　　首先，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外汇储备多元化战略，以降低风险。王元龙认为，外汇储备多元化至少应包括两个多元化：

　　其一，外汇储备投资主体多元化。基本架构为，一是由中央银行保留大部分外汇储备，应付国际收支逆差、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二是由外汇储备管理实体即外汇投资公司等机构来管理和运作部分外汇储备用于投资，追求尽可能高的收益。

　　用于汇率管理功能的外汇资产投资方向主要侧重于国际金融市场，其运用以保持流动性为主，主要投资于流动性较强的资产以备不时之需；而用于投资功能的外汇资产，其运用主要为长期性投资，以收益性为主，主要投资于高收益资产如新兴市场债券、外国股票等，以增加国家的长期总财富。

　　其二，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不仅要外汇储备币种的多元化，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主要途径是适当减持美元，适度增加非美元货币、其他新兴市场货币等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动用部分外汇储备购买黄金以及其他资产，通过储备资产多元化而保值增值。据本刊记者了解，目前主管部门正在积极着手出台实施利用外汇储备进口部分国内紧缺资源的政策。

　　其次，创新外汇储备管理。制定更积极的对外投资战略。将外汇储备与国企的跨国经营战略、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战略相结合，如推进中国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这方面要尽快改变较为僵硬的外储运用规则。比如，中石油曾尝试申请使用外储进行海外投资，但在高达12%的增值成本要求面前最终退出。

　　支持民间部门拓宽对外投资渠道。鼓励中国企业和居民进行海外投资，培育市场力量、用市场自身动力来分散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可考虑开放离岸的企业债券市场，允许海外公司来大陆发行美元债券，以分散中国外汇储备投资。较股权而言，债权不影响投票权，可为海外公司提供债券融资规避制度障碍的约束。另外，企业债收益率通常高于国债收益率，购买企业债可增加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率。

　　积极实施实物化投资策略。外汇储备实物化投资并非简单地购买或持有实物资产，而是通过改变资产组合实现外汇储备收益与实物资产价格挂钩。例如增持商品货币、投资商品基金、进入商品衍生品市场、持有资源行业的股票和债券，以及开拓委托投资渠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