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在徐瑞宝和许志辉等8名年轻人的带领下，双喜村和导子乡其他村庄的青壮年远赴深圳成为风钻工。18年间，他们中已有146人（双喜村有65人）查出尘肺病，24人病故

　　◎深圳市政府曾“特事特办”，提出“法律框架、人文关怀”的处理原则，但最关键的进展还是卡在劳动关系上

　　◎几位农民工问题专家建议应由国家成立专项基金，将治病救人和职业病鉴定维权分开写入修订后的法律，从而避免耒阳尘肺病悲剧再次出现

　　83岁的双喜村老人王翠兰已经哭干了眼泪，她穷尽一生拉扯大的5个儿子，有4个在这几年陆续故去。而她朝夕守望的湖南耒阳市导子乡双喜村，已经由一个热闹的湖南乡村变得凋敝而破败，用王翠兰的话说，村庄年轻人“出去打工，赚了钱，盖了房子，娶上了老婆，但人没了”。

　　导子乡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种人间悲剧的原因：尘肺病。

　　双喜村的眼泪

　　村庄年轻人“出去打工，赚了钱，盖了房子，娶上了老婆，但人没了”

　　9月8日—11日，南方日报记者来到耒阳双喜村实地调查。

　　双喜村被低矮的丘陵环绕，随处可见的荒地里长满野草，沿山而建的房屋非常分散，偶尔会看到贴着瓷砖、有着宽阔欧式风格阳台的三层小楼。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外出打工、人烟渐稀和往家汇钱、反哺农村，成了只有300多户人口的双喜村繁荣和荒寂的一体两面。

　　1992年，在徐瑞宝和许志辉等8名年轻人的带领下，双喜村和导子乡其他村庄的青壮年远赴深圳成为风钻工。18年间，他们中已有146人（双喜村有65人）查出尘肺病，24人病故。

　　徐瑞宝和他老乡的工作是先用风钻在岩石上打眼，再用炸药爆破，在坚硬的岩石上打下直径一米到两三米、深达数十米的孔桩，然后在孔桩里浇铸钢筋混凝土，给高楼大厦铸地基。

　　从90年代初到2003年十多年的时间里，耒阳的工人基本垄断了深圳风钻工这一行，深圳几乎所有标志性建筑，包括地王大厦、赛格广场、市民中心，都是耒阳人打下的地基。

　　但井下风钻作业粉尘特别大，对身体危害极大，老板又没有提供相应的防护措施，长期从事这一工作让他们得了不同程度的尘肺病。

　　第一批南下者包括农民徐瑞乃，当年妻子肖美华和徐瑞乃一起到了深圳。“每次他们打完地基上来时，脸上都是白色的灰尘，只能看到两只在转的眼珠，哪个是我老公都认不出来，他的耳朵好几天都满是嗡嗡声。”

　　徐瑞乃见证了中国沿海经济奇迹般的快速增长，从乡村走出来的他铆足了劲挣钱。虽然白天上了班，但他还是愿意晚上接着干，这样每天可以挣到180元。伴随着深圳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也走上了快车道。

　　在深圳的那些年，他拍了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张定格了他人生的得意：在宽阔的草坪上，他微微侧着身顽皮地躺在地上，抬起头张望着镜头，双手抱在脑后，春风吹乱了头发。

　　十多年后，他以同样的姿势躺在一部名叫《双喜的眼泪》的纪录片中，但此时他瘦得皮包骨头，身体已然僵硬，他的嘴努力地张开着，希望能吸入更多的氧气，但纤维化的肺已经没有能力吸收了——被确诊为尘肺病三期的他在去年撒手人寰，留下妻子、老母亲和两个儿女。

　　2009年耒阳尘肺病人维权被媒体报道从而引起社会关注，但两年来死亡的阴影步步紧逼。前年7个，去年6个，第一批南下8人死了6个……这些数字像一枚枚针锥插进了双喜村尘肺病人的心。

　　他们非常清楚，尘肺病人晚期发病多伴有三五种并发症——肝炎、肺结核、心脏病、胆囊疾病等。但吃药治疗，尤其是治肺结核的药，会损害肝和胆，所以在不断地治疗中，医治一个器官，同时会损害另一个器官。因此，尘肺病人的离世大都非常突然，有的人上午还在正常聊天，下午便溘然长逝。人死的时候体温超过40℃，而忍受不了高温的病人往往会难受得在地上打滚。

　　双喜村已故风钻工的平均年龄只有40岁，已故周清平的昨天代表着尚存活尘肺病人的明天，死亡对他们来说就像打嗝一样，所有人都知道一定会到来，但是具体时刻他们只能惶恐地等待。

　　艰难的维权

　　工人出于对老板和老乡的信任，没有意识去争取签订劳动合同，而老板们也利用这一点规避责任

　　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在深圳打工的耒阳风钻工几乎没有一个人签订过劳动合同。1992年刘洪云刚来深圳的时候，深圳还到处是荒山，风钻爆破才刚刚开始，全市只有一家爆破公司——三联爆破公司。

　　当时刘洪云和他后来的老板一起打风钻。后来这名老板通过关系，给爆破公司承包工程。包工头在承包到工程之后，就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组织工人施工。这些包工头不具备法人资格，也就不可能跟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而工人只认识包工头，在他们眼里，包工头就是公司的老板。

　　从2009年就一直关注耒阳尘肺病人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沈原认为，和建筑工地上其他工种一样，打风钻也要靠老乡带入行。正是这种传统的老乡网络，为老板找工人、工人找老板提供了便利。

　　“工人出于对老板和老乡的信任与依赖，没有意识和能力去争取签订劳动合同，而老板们也利用这一点，去规避劳动合同所伴随的责任和义务。而作为政府部门，也没有进行切实有效的检查督促，导致企业逃避劳动合同的违法成本极低。”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卢晖临说。

　　来自耒阳的工人们无法理解，曾经和自己称兄道弟，信誓旦旦的老板，如今完全“不认识他们”——老板们靠这些工人白手起家，如今都已经家财万贯，而他们却只落得一身伤病，甚至失去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