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24日，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在东京法庭宣读对日本战犯板垣征四郎的起诉总结。

　　引来舆论哗然的方正县“日本开拓团”纪念碑终于被拆除了，在又一个8月15日即将来临之前——66年前的这一天，二战战败的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荒唐的纪念碑纵然可以拆除，而遗失历史记忆的伤痛却横亘在我们面前。

　　就如同这一次，记者试图还原那场将日本侵略者送上历史绞刑架的东京审判时，却意外发现，国内现存的相关史料极为零星，直到我们辗转找到当年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审判的检察官向哲浚之子向隆万。

　　在人们日渐遗忘的时候，他开始找寻那段父亲很少提及的历史。

　　一位退休数学教授，对史学与法学研究几乎空白，一路走来，坎坷自知。然而7年间，他的找寻迸发出力量——从形单影只到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成立，从零星文字到庭审影像、记录逐渐丰满……

　　他找回来的，不止是一段历史、一次反思、一种纪念，还有中国人在饱经伤痛之后，从未失掉的夺回正义与尊严的勇气。

　　■这是一段陌生的历史，很多人听说，却不了解

　　那是一台“雷明顿”牌的古董机械式英文打字机，有着黑色机身和47个圆形按键。打字机装在一个便携箱中，黑底黄字的键盘依旧字迹清晰，倒是箱子的提手早已磨损褪色。

　　在向隆万的童年记忆里，父亲常常在这台“雷明顿”前一坐就是大半天，“嗒嗒嗒”地敲打出一页又一页英文资料。

　　半个多世纪之后，当他决定出发，去找寻那段父亲从未向他提起过的历史时，他终于意识到，那是他记忆中父亲与东京审判相联的唯一画面，那是一位年逾半百的中国检察官拼尽了全力，要在人类的法律面前，为亿万中国同胞和亚太民众寻回公平与正义、尊严与自信。

　　坐在记者面前诉说这些的向隆万，已年届七旬，而当父亲向哲浚开始为东京审判奔忙时，他才5岁。

　　别说对记者这样的年轻人，即使对像他这样上了年纪的人而言，东京审判也是一段陌生的历史。很多人听说，却不了解。

　　于是，从记者踏进他的家门时起，未及作自我介绍，他就一趟趟往书房跑，最后，客厅的茶几上铺满了各种材料——泛黄的报纸，翻拍的照片，影印的庭审记录，从各处寻找来的回忆录、纪录片文本，向国内外大学、研究机构求助的信笺，自行归纳梳理的有关东京审判的说明图表……他如数家珍地逐一向我们介绍，这件是从哪里收集来的，那件又是哪一年的成果。其中绝大部分是这位上海交通大学退休教授本人或托友人从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地搜寻而来。

　　找寻，从7年前开始。

　　更早之前，向隆万也动过心思。父亲在1987年以96岁的高龄辞世，他恍然发现，自己极少听父亲讲起这段人生中“最辉煌”的历程，就连母亲也不太知晓，而父亲也未曾留下些许回忆录。从上世纪90年代起，每逢抗战胜利纪念日，也会有记者向他问起那段历史，他能讲的十分有限，而人们所知的更为稀少。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东京审判”是一个有点尴尬的词汇，因为当时派出代表团的是民国政府。 1956年和1964年，向哲浚曾两度萌生撰写东京审判回忆录的念想，可是碍于当时的环境，终未动笔。进入21世纪后，埋首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更鲜少顾及东京审判了。

　　直到2005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重要讲话中对东京审判高度评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伸张了国际正义，维护了人类尊严，代表了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共同心愿。这是历史的审判！这一审判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 ”

　　向隆万意识到，这段历史的转机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