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募集讨伐袁世凯的军费，1915年2月5日，孙中山、陈其美与日本订立了《中日盟约》。条约规定，“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

　　当年年底，孙中山秘密会见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要求日本支援中国革命，承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他说：“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讳言，富于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在广州举起了护法大旗。1917年9月15日，在和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的谈话中，孙中山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给予武器、军火和大量贷款”。而“一旦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但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孙中山终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信任。

　　有意思的是，由于四国银行团的支持，袁世凯政府曾经获得1010万两白银的借款。段祺瑞政府也向日本银行借款八笔，总计1.45亿日元。孙中山费尽心思得不到的，袁世凯和段祺瑞却比较容易地得到了。孙中山两次护法，一败再败，最后做出了联俄的政治选择，最终得到了苏俄的资助。

　　国民党党产的第一桶金，就在这漫漫筹款路上不断累积成型，在孙中山四处奔波的过程中，他所做的各种努力被作了各种不同的解读。

　　孙中山在探寻三民主义道路上的坚忍不拔令人钦佩，但他的一些手段不免使人生疑。不管是革命还是改良，不管是推翻帝制还是再造共和，手段的不正义能否导致结果的正义？也许一时占得上风，但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换来的成功总归是要留下败笔，总归是要还给人民和历史一个交代。

　　来源：《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