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2010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行政监察法修正案草案，草案对受行政处分官员的处分解除程序作了如下规定：受处分人的处分期限满了，要由监察机关及时解除处分，其今后的晋升、晋级不再受处分的影响。这意味着，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将通过立法加以规范，同时也表明备受争议的“官员复出”将得到法律认可。这一草案修正案在推出之后，引起了各方关注和激烈的讨论。一时之间，关于问题官员到底能不能复出的讨论又铺天盖地。那么，问责官员到底能不能复出?能否复出的界线在哪里?以法律的形式保证问题官员复出是否反映出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一系列问题仍然值得探讨。

　　如何看待公务员责任及问责体系

　　公务员承担的责任有层次之分。现代政府是责任政府，这已成为一种共识。公务员受国家的委托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对社会事务、国家事务进行管理的职能，其行为受《公务员法》的规范，所承担的责任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责任。通常，公务员在从事公务过程中，对其行为的结果需担当刑事责任、纪律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

　　我国公务员纪律责任体系建设相对完备。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纪律责任体系建设。早在1957年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中就明确了8种行政处分。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将公务员的行政处分种类调整为6种，即：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公务员法》继续保留了这一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专门对公务员违反纪律的行为作出了实体性和程序性的规定。国家监察部专事公务员违反《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的职能。我国已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对完备的公务员违纪的责任追究体制机制。可见，公务员的纪律责任体系是基本健全的。

　　我国公务员尤其是政府领导人员政治责任、道德责任体系建设相对滞后。行政问责制的设立就是要弥补公务员追责体制中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的缺失，从而健全责任政府体制。在我国，判定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的基本尺度是领导人员在发挥领导职能作用中的态度、表现、能力、影响等方面是否存在着严重问题，其追责形式是基于领导者的职务作出的。自建立公务员制度后，我国正式实施了公务员辞职和辞退制度，增加了“退出”机制，当时主要针对于公务员辞去公职。随后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提出要增加领导干部辞去领导职务的内容。在2002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明确提出，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包括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还规定了领导干部的免职和降职制度。这就从制度上明确要追究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使我国责任政府建设迈出了重大步伐。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由此，全国范围的行政问责制正式建立。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方式有：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

　　不同的责任导致的法律后果不同。从对党政领导干部责任追究的程度看，追究刑事责任最为严厉，其法律后果最为严重，涉及人身自由，关乎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生存权利等。其次是纪律责任，涉及职务、职级、待遇、政治前途等问题。再次是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涉及职务、待遇、政治名声、领导形象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