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烧的利益链

    如果按照北京市政府的规划，来自贺蓉欣所在小区的垃圾将有机会进入垃圾焚烧厂。

    市政府原本打算在2015年前投资100亿元兴建40座垃圾处理设施，其中包括9座垃圾焚烧厂。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就是其中之一。

    但这个计划看起来需要暂缓。同样暂缓的，还有江苏吴江、广州番禺等地的垃圾焚烧项目。

    “主烧派”专家的种种解释，没能够获得民众的普遍信任，甚至他们被发现其专家之外的种种身份“与垃圾焚烧项目有直接的利益关联”——比如，北京市政府技术顾问聂永丰是“立转炉式生活垃圾热解气化焚烧炉”的专利申请人，而声称“烤肉产生的二恶英比垃圾焚烧高1000倍”的舒成光是全球最大的垃圾处理企业之一美国卡万塔的中国区副总裁、首席技术专家。

    垃圾焚烧超越了技术之争，使政府和专家们面临一场更大的信任危机。民众甚至进一步质疑，打着公共设施的牌子，垃圾焚烧项目是否以赢利作为第一目的。

    由于垃圾焚烧厂在部分官方语境中始终是环保项目的典范，几乎等同于“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为此，各地政府给予垃圾焚烧厂一定金额的补贴，一般是50～140元/吨。业内人士称，只要补贴在每吨60～80元，企业就有赢利的空间。此外，垃圾焚烧厂还可从发电业务中获得收入。根据有关规定，国家为扶持再生能源项目，除保证垃圾发电的电量全部收购上网外，每度电还补贴0.25元，同时免征增值税、减免所得税。

    垃圾处理费补贴和上网电价收入成为垃圾焚烧发电厂成本补偿和利润的主要来源。有人曾计算，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处理厂每日处理垃圾1040吨，每吨垃圾可获运营补贴124元。仅此一项，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年利润额高达1.2亿元。

    人们还试图厘清垃圾焚烧背后更多的利益链条。

    有人检索资料，试图证明垃圾焚烧在国外已经成为“夕阳产业”。比如1999年《日本时报》报道：由于多年的垃圾焚烧，日本大气中的二恶英平均水平，已经是其他工业化国家的10倍以上。正因为其对环境的巨大危害，日本高峰期建设有6000多座垃圾焚烧设施，但到目前仅存1280座，已经有4720座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停止使用。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都早已相继颁布了“焚化炉禁建令”或部分禁建令。于是“那些在国外卖不出去的垃圾焚烧设备商开始转战中国，利用中国专家来游说政府，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链。”

    一个佐证是，综观中国现有的及正在建设中的五十余座垃圾焚烧厂就会发现，大量设备和技术确实来自外国公司。而根据《2009-2012年中国垃圾发电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预估，到2010年，中国垃圾发电行业的年投资额可达800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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