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共租赁房作为一种公共资源进行分配时，程序的公平公正不亚于居住意义本身

    继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之后，“公共租赁房”已在各地陆续破题。在今春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都对公共租赁房寄予厚望。不过，在保障民生的大背景下，如何确保这一保障性住房“新品种”建设的可持续和分配的公平，尚有不少难题亟待破解。

　　住房“保护伞”进一步撑大

    今春全国“两会”前夕，“唐家岭”这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村庄突然出了名。借由媒体的眼光和触角，人们发现，这个位于北京海淀区城乡结合部的村子，户籍人口只有4000多人，却聚集了大约6万名租户，其中70%为留在北京就业、求职的大学生。这些收入不高的外来年轻人，长年群居在位置偏远、简陋拥挤的出租房中，被称为“蚁族”。有全国政协委员实地考察“蚁族”的生活环境后，甚至为之落泪。

    “唐家岭现象”折射出沉重的现实：大量收入不高的“夹心层”、新就业人群，还游离在目前的住房保障体系之外。这样的居住矛盾，在大城市尤为突出。在此情况下，一种由政府投资建设或收储，并以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出租给中低收入群体的“公共租赁房”，近年来逐渐成为各地保障房中的“新品种”，并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关注焦点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郑惠强说，目前我国保障性住房体系主要由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构成，这导致夹在其间的人群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夹心层”，既达不到廉租房的申请标准，又买不起经济适用房。如果大力建设公共租赁房，就能解决新就业大学生、外来务工人员等“夹心层”的住房困难。

    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说，当前的住房需求呈现“橄榄形”，最高端的高收入者是纯粹市场化方式解决，最低端的低收入人群是用保障性住房的方式解决。至于中间的“夹心层”，他们很多是进入城市的白领、务工人员以及有刚性需求的婚龄年轻人，就要用“保障＋市场”的方式解决。他建议，为了满足年轻人的住房需求，当前不仅要大力建设经济适用房，还要建立层次丰富的房屋租赁市场，比如单位租赁房、公共租赁房、人才公寓等，满足不同层次年轻人的住房需求。

    公共租赁房近年来已陆续在各地破题。比如，上海市市长韩正说，上海将首先通过公共租赁房政策帮助解决“新上海人”、年轻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他说：“希望公共租赁房可以有效降低在上海工作、学习、生活的各方面人士的生活成本，使他们住房的支出有所降低。”上海已将此列为2010年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的重点。

    在重庆，首个公共租赁房聚居区项目已经开工。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表示，今明两年，重庆市将各开工500万平方米公租房，今年年底就将向社会投放20万平方米的公共租赁房，并有各种商业、教育、交通等完善的配套。

    据介绍，重庆的公共租赁住房建成后，在主城区具有稳定职业和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市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定比例的“无房户”，以及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和引进的各类人才等都可申请，租金为市场价的六成，租赁期最长为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