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排话语下存在“陷阱”

    关于二氧化碳减排，目前国际上有多种方案，绝大多数是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那么，这些减排方案是否科学公正？

    丁仲礼课题组对ＩＰＣＣ（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方案、Ｇ８国家方案等７个主要方案进行了评估分析。“我们发现这些方案不但没有考虑历史上１９００年到２００５年期间发达国家的人均累计排放量已是发展中国家７．５４倍的事实，而且还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大２．３倍到６．７倍的人均未来排放权。”他说。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２７０ｐｐｍｖ（百万分之一体积）左右提高到２００５年的３８０ｐｐｍｖ，约有６０％来自２００５年前人口不到全球１５％的２７个发达国家。而这些减排方案巧妙地回避了各国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丁仲礼说，“同时，这些方案虽然提出了时间尺度上的排放比例，但没有一个方案考虑人均累计排放量，从而规避了人人平等的公平性。”

    他进一步分析说：“这些减排方案从表面上看，发达国家减排量更多；殊不知，在减排话语下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陷阱。”

    丁仲礼指出，这个陷阱由６步“逻辑推理”构成：第一步，论证全球温度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高敏感性；第二步，强调升温可能对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影响；第三步，作出价值判断，即要在本世纪内将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增温控制在２摄氏度以内；第四步，计算出不超过２摄氏度增温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为４５０ｐｐｍｖ；第五步，发达国家率先提出明确的减排目标；第六步，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具体的减排任务。

    “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４５０ｐｐｍｖ的目标浓度确定后，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５０年期间，人类通过化石燃料和水泥生产产生的排放量就随之确定。在这个总量中，发达国家确定‘率先减排’比例后，余下的即为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且所剩不多。”丁仲礼说。

    根据他的计算，如果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２５％的中期减排目标，中国到２０１９年即用完排放权。即使这个目标提高到４０％，也仅仅将用完排放权的时间推到２０２１年而已。

    “这样的方案将大大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违背了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原则，也违背了气候变化协议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如果这些方案得到实施的话，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