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叫孙中界的男子为证明自己不是“黑车”司机，一怒之下自伤手指以示清白，由此引发了地方决策层的高度关注，终于使真相大白，“钓鱼式执法”一时成众矢之的。这是10月26日，“钓鱼式执法”的受害人孙中界（右一）正接受媒体采访。新华社记者裴鑫摄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２４日电（记者吴晶　黄小希　周婷玉） 即将告别的２００９年留下了这样一些热词：“躲猫猫”“欺实码”“钓鱼执法”……每一个热词背后都记录了一次追寻真相的不懈努力。

    ２４岁的云南人李荞明因涉嫌盗伐林木罪被刑拘，十余天后死亡。警方声称，李荞明死于与同室在押人员玩“躲猫猫”的过程。最终调查表明，李系因同室在押人员殴打致死。

    杭州的“富二代”胡斌飚车撞死行人。杭州警方关于胡斌车速“７０码”的表述，引发公众争议。此后，警方对数据失实进行了公开道歉。

    河南小伙儿孙中界在上海因搭载一位声称“有急事”的路人，被有关执法部门认定为“涉嫌非法营运”而扣车。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最终为这起“钓鱼执法”事件向公众道歉……

    ２００９年的这些公共事件，具有一些相似的特点：简单明了的起因，峰回路转的经过，穷追不舍的质疑，水落石出的结果。

    在此起彼伏的争议声中，人们听见了遮掩和质疑、批评与肯定，也听到了中国社会走向更加开放、多元、民主的足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说，这些事件之所以成为热点、焦点，不仅缘于媒体、网络的广泛传播，还在于事件牵涉公众利益，如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医疗安全等，引发民众维权意识的高涨。

    然而在２００９年的一些公共事件处理中，与事件相关的公权力机构仍显得比较被动。房宁指出，无论是杭州的“欺实码”事件，还是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有关政府部门有的为了息事宁人，有的处置不够慎重。从根本上讲，都反映了利益多元化社会下的矛盾处置难题。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出于种种考虑，事情发生后往往选择‘捂住’，以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说。

    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曹光章说，政府在社会利益的调整和分配中起着关键作用。如果一些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在保障和实现民众利益方面做得不够，就会引起不满。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就会通过网络这一相对自由宽松的渠道宣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