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北大探索“实名推荐”，希望被“推”来的应该是现行考试制度下那些“不会应试却有才”的学生，以从更高的意义上实现实质公平。这样的学生，衡量标准应该在分数之外。谁来掌握这标准？北大把球踢给了39所中学的校长。而这些校长们，从已经出炉的推荐生名单来看，他们却不愿也不敢接这个火球，又把球踢给了最保险、最无争议的分数。于是，人们发现，北大想通过“推荐制”来弥补应试教育之弊求“实质公平”的美好愿望，可能因此而全面落空。

    究其实，在普遍的公平焦虑面前，中学校长们显得底气不足。之所以底气不足，是因为缺乏教育家式的权威和公信力。

    跳过北大，跳过这些中学校长，把目光投向整个社会，投向中国教育的整体生态，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教育改与不改，都是一个难。教改非始自今日，但每一次改革，似乎都带来相应的弊端，引发更大的反对声浪。比如，高中实行学分制，被批评为换汤不换药；高考自主招生，又暗藏开后门的玄机。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终于把对教改曾怀有美好期冀的人们逼成了“怀疑论者”——对几乎一切教改新思路和新办法都采用“逆向思维”加以否定。

    中国教育改革，就这样面临一个公信力罩门。中学校长们的“胆怯”，暴露的就是“公信力危机”这块沉在“实名推荐”热汤锅底的顽垢。

    由此，重建公信力，就成为教育改革取得实质进展、收获的是龙种而不是跳蚤的关键。

    至于公信力如何树立，这个问题恐怕已不必再提。当年的清华，之所以坦坦荡荡地录取钱钟书、吴晗，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清华，以及罗家伦、翁文灏这样的教育家型校长，拥有毋庸置疑的公信力。

    公信力的重建，需要一点一滴地做起。从这个角度看，围绕北大“推荐制”和中学校长的“小心翼翼”引发的持续关注，对如何改革中国教育，已经收获了一些东西。（尹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