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一大早，北京一家民间教育研究所的所长钱力(化名)便来到办公室。随后，他安排助理给单位中层以上领导群发短信，征求本单位开发的中小学教材如何在山东落地的建议。作为打破教材垄断改革之后，唯一一家进入教育部教材名录的民间出版机构，这家教育研究所目前正经受着巨大的政策压力。而这个足以让他们在发行教材环节举步维艰的政策，不是来自于国家部委，而是各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我们通过了教育部教材审定机构的层层严格检验，好不容易和其他82家国有出版机构，并肩挤进了国家中小学教材的出版研发队伍，艰难地拿到了进门证，也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和鼓励。可是，教育部下发的红头文件和名录，在地方上被野蛮删除，我们就成了抱住大树却无法乘凉的人，这种刚打破一个垄断，再造一个垄断的政策，迟早会把我们推上断头台。”钱力脸上挂满了无奈和愤怒。

    最让他感到无奈和抓狂的是自己研发的教材在山东省的遭遇：山东省政府去年2月25日下发红头文件，针对教育部“必须完整转发名录”的规定，做出了“凡我省选用的省外中小学教材，均由省出版总社租型出版印供，由省新华书店征订发行”的要求。

    所谓租型，就是出版社只可以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印刷胶片，而不能直接以书本形式进入当地流通。在利益分配上，出版社只能获得总利益的3%。这表明，山东省政府的红头文件毫不客气用“租型”为借口，拒绝完整转发教育部文件。而教材发行业务曾在山东占较大优势的上述民间教育研究所，也因这个原因被山东省相关部门拒之门外。

    有着同样遭遇的出版机构，还有数十家。教育部2008年下发的“教材名录”上，足足有2/3的出版机构在山东省教育厅向各地市转发时“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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