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周佛海甚至有离开武汉，亲自赶赴香港，与日方进行秘密“交涉”的打算。后来，蒋介石身边的陈布雷劝周佛海打消这个念头，周佛海还“闻之不胜懊丧”。

    在抗日阵营中，“和”与“战”两条路线之争，使周佛海与蒋介石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而与汪精卫则越来越紧密。周佛海谈起时局时，常常悲观万分：“吾辈既不能为俄国走狗而入共党，复不愿为日人傀儡，除自杀外，尚有何法？”

    1938年8月中旬，当周佛海飞离武汉前往重庆时，竟一时间“心绪纷烦（繁）”，感到一旦告别武汉后，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回来。

    周佛海——这位国民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身负动员全国军民抗战的大员，竟毫无奋发进取、不畏牺牲的战斗精神，却整日沉浸在悲怆凄苦、惶惑不安的情绪中，他心中不但没有抗战必胜的信念，反而觉得抗战必然亡国。他曾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民国成立27年，不料今日有亡国之趋势，不禁凄然欲绝”“今后局势愈益艰难，而无补救之法……中国竟亡于国民党之手，千秋万世后决不为吾人谅，吾人其为历史之罪人也。”

    正是在这种“抗战必亡”思想的支配下，周佛海追随汪精卫，想“打破难关”，采取“非常之举动”，名为与日本谈“和平”，实则走向了投降日本的深渊。

    1938年11月中旬，当周佛海与汪精卫秘商逃离重庆时，忽然得知蒋介石将由衡阳前往重庆，周佛海心中非常害怕。他在1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闻蒋先生十号以前将来渝，心理上有莫名其妙之感想，如小学生闻先生将至然。”

    正当周佛海先到达昆明，而汪精卫离开重庆的计划被延误后，重庆方面电召周佛海返回时，周佛海内心非常矛盾：一会儿想返回重庆，一会儿又决心赴香港。直到汪精卫到达昆明后，周佛海“十余日来心上一块石，今始放下”。最终，周佛海走向了投日的不归路。　（摘自《周佛海日记全编》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