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饱尝缺衣少食之苦的严宏昌与几个村民一起偷偷订立协议，将村里的农田分田到户。这一做法当时还是被禁止的。严宏昌并不知道他们的冒险之举实际上揭开了中国农村联产承包的改革序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第二年，严宏昌家就解决了吃饭问题。到１９８３年，一家七口３０多亩地，一年收粮２万多斤，解决温饱问题绰绰有余。

    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人才真正告别了饥饿。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宽松，１９９３年粮票正式退出流通。

    除了体制改革带来的巨变外，还有一个人不能被忽略。自己就挨过饿的农业科学家袁隆平立志要将毕生献给杂交水稻研究。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袁隆平于１９７４年首次培育出高产杂交水稻，单位产量比其他品种高出２０％以上。如今，中国一半的稻田都种植着他培育的杂交水稻。

    ２０００年，中国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袁隆平，表彰他为解决饥饿问题作出的杰出贡献。

    在袁隆平为了让所有中国人吃饱而不懈努力时，另一些科学家却在着力研究当代中国人因为吃得太多而引发的疾病。有人认为，长期的饥饿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记已经深至基因，虽然最近２０多年来中国人已经不再饥饿，但他们的身体却还不能适应这种变化。

    北京协和医院糖尿病中心主任向红丁说：“一个流行的医学理论认为，为了生存，贫困地区的人在体内逐渐产生了一种‘节约基因’。这种基因使人在能得到食品的时候把热量积攒起来，等到出现饥荒时，有这种基因的人更容易活下来。”

    “一个多世纪的贫困足以让中国人在体内形成‘节约基因’。在贫困时期，‘节约基因’是一件好事，但到了不愁温饱的时候，这种基因就变成了坏事。”向红丁说。这种理论尚未得到一致的认同，却在不少人群中产生了“说服力”。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中国的肥胖和糖尿病总人数迅速增加，到２０世纪末，中国人超重比例达到２２％，糖尿病的发病率也从１９８０年的１％增长到目前的５－６％，全国糖尿病患病人数约５０００多万。

    “生活模式发生剧变之时，遗传基因的变化赶不上生活水平的变化，我们正拿‘吃糠咽菜’的基因吃着大鱼大肉，最终致使糖尿病爆发性流行。”向红丁说。

    今年６５岁的向红丁自己就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我年轻的时候很瘦，总是感到饿。后来家里生活条件变好了，我也长胖了。五年前是我最胖的时候，血糖也非常高。”

    此外，一些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在大饥荒年代中出生的孩子，成年后更容易患精神分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