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川洋在成为重庆文科高考状元后，被发现民族身份造假，最终被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弃录。有些媒体在报道何川洋事件的同时，详细记录了他被发现造假之后的生活、情绪、状态，甚至跟踪数天，一一公开。之后，重庆另外29名造假考生的姓名也被要求公开。

    对此，我深感担心的是，这些被公布姓名的学生除了受到取消高校录取的惩罚，还要承受多大的道德压力？这些压力会持续多久，如何改变他们的思想和未来？公平永远是高考的首要标准。这点毋庸置疑。但高考公平的缺失，不完全是高考本身的问题。当前社会生活中的公平缺失，势必影响高考的方方面面。

    在这种情况下，监督高考就变成了极有必要的事，但监督的重点也不该是展示造假考生的所有反应，记录他每一天的生活、有没有痛哭，都说了什么。这样的结果，无异于让公众围观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是如何被谴责和惩罚的。通俗地说，就是围观孩子被打屁股，看看他被打完之后的反应。还在他被打屁股之前，先游街示众，大声唱出每一个孩子的姓名。这就值得商榷，或许没有必要了。

    我同意继续要求重庆公开说明其他29名考生的情况。如果没有公开说明，人们有理由担心暗箱操作。但公开说明的目的是监督，而不是围观。学生为了这样的错误，要不要背上一辈子的负担？其实对他们放弃录取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处理态度。但是放弃录取，并不意味着放弃这些孩子，更不能意味着把对高考不公甚至社会不公的愤怒，延伸到这些孩子责任之外的地方。即便他们告别了此次高考，他们还有权利继续学习，改正自己的错误。

    因此，建议公布其考号，公布处理措施，更重要的是公布利益链条，公布审批环节中的问题，公布该付责任的成年人的姓名，对孩子姓名的公布却要慎之又慎。如果不存在有权力的成年人、形成的利益输送、没有制度上的空子，也就不可能有民族身份造假的行为发生。首先提议民族造假并付诸实施的，怎么可能是孩子？所以，在孩子们接受过公正的处罚后，对他们的围观，请到此为止吧。（周庆安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