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金，越级上访、非正常进京上访已困扰当地政府多年。在这样的背景下，瑞金于去年11月推出“陪访制”，即由村级、乡镇干部陪同上访人到有关部门落实解决问题。然而“陪访制”推进半年有余，进展并没有想象中顺利，今年一季度496件接访中，陪访仅19件。

    “陪访制”的初衷是好的,意在把上访问题解决在基层，减少越级上访，而且可以协助信访部门督办群众反映的问题。可为何群众偏偏不领情？

    从基层政府的角度看，用“控访”来限制群众正常的信访,效果未必好。瑞金4年前开始的乡镇干部信访考核制度规定，“超出规定的信访量，考核时会被一票否决”。制度的“量化”要求，虽然操作起来简单，却无益于保障群众的权益。实施“陪访制”后，由于免除了干部的信访责任，他们少了考核压力，也就不会去“截访”、“控访”，缓解了干群矛盾。但反过来想，如果群众拥护这一制度，基层干部定会陪不胜陪，疲于应付；如果不拥护，那么“陪访”往往可有可无。

    而从上访群众的角度看，他们越级上访、重复上访反映的问题，大都事关基层干部的问题。我告你，你还要一路笑脸相陪，这份好意谁好意思或者有胆量接受？即使“陪访”干部笑容可掬，也难除群众的“后顾之忧”。而有些上访人反映的问题，还可能涉及个人隐私，干部“陪访”难免有“监访”之嫌，让人不禁怀疑此举到底是保证老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还是加强了政府对上访的“管理”。

    基于这样的分析，“陪访制”遭冷遇也就不足为怪了。更尴尬的是，信访追责制度在向基层覆盖后，非正常信访的现象也随之出现。有的上访群众会把这一制度当成和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敏感时期，乡镇干部为‘息访’，会陪群众吃喝打牌，并给予利益”。

    据了解，“陪访制”非瑞金一地独创，贵州、内蒙古等地也在基层推广，效果如何，不敢妄加揣测。仅就瑞金的实践而言，这样一项初衷很好的制度并没有降低越级上访次数，反而增加了行政成本。

    对于陪访率低的原因，当地干部分析说，这和大多数上访群众不信任乡镇干部，绕开他们上访有关。也许,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基层领导干部站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立场上，把自己当做人民公仆，常思百姓之苦，常念民生之艰，切实解决事关百姓的问题，群众上访的问题才会越来越少，上级部门的麻烦也才会越来越少。解决好基层干部的公信力问题，建立融洽的干群关系，和谐信访才能成为可能。（苏显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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