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三分改革”着力点集中于提升行政效能，扭转传统体制下政府部门集决策、执行、监督为一体，自定规则、自己执行、自我监督的行政权力运作模式。

    “行政三分”最早在2003年就由深圳提出，但后来因种种原因，改革悄然归于沉寂。总结六年前的深圳改革，行政既得利益是最大阻力。按最初的制度设计，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正局级部门将被撤销或合并，这为人事安排带来了巨大障碍。

    必须看到，六年前的改革没能进行下去，恰恰说明改革对既得利益的触动之深，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目前，国家层面的“大部制”改革正在进行，可见实践行政权力三分的条件已经今非昔比。深圳再次启动，令人期待。

    行政权力的分离和制约，最有可能清理冗员。因为行政架构不断膨胀，其根源在于公共利益不断转化为部门利益，而决策、执行、监督“三位一体”，最容易令公共利益部门化。

    例如，在重大公共建设项目的立项过程中，如果建设项目的决策、执行和监督由同一个部门完成，那么建筑资金的分配，建设方案的选择、工程质量的监督将完全处于黑箱之中。而倘若将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监督权独立，那么在规则制定与利益划分过程中，因制度约束，决策者将无法通过其与执行部门的合谋。

    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更有利于为行政管理引入市场因素，由于决策部门和监督部门超脱于行政利益，执行部门完全可以引入竞争机制，从而形成决策与执行之间的“契约”关系，在进一步明确双方“责、权、利”的同时，还可以将“执行”部门置于需求方的监督之下。例如香港的许多公共事业是通过外派的方式，由私人承包，这一制度的前提，就是决策与执行分离，这不仅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支出，而且还可以提高公共事业的质量。

    当然，作为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的前提和重要保障，监督权独立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政府除了建立直接对地区最高行政长官负责的审核机构和廉政机构，如香港的廉政公署、核数署等，还应注重引入行政体系外部的力量。

    从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的经验看，吸纳行政机构外部的资源，对行政效能提升大有裨益，例如，在决策机构引入专家委员会和行业协会力量，并参考司法机构的意见，往往能令政府政策制定更具专业性和针对性；在执行机构改革上，放开部分公共事业的承包权，引入市场机制，更有利于效率提升；而在监督机构方面，还应加大与人大、政协的合作，将民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六年前的教训说明，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最难以克服的困难往往在于，改革的执行者本身就是改革的“标靶”。因此，能否突破阻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能否从其民众身上凝聚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在《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中，特别提到了依法行政、完善公开征询机制等内容。这为司法介入和公众参与提供了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