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研究蒋介石多年的学者，杨天石也常常在看日记时感到很惊讶，“我说出来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蒋介石在日记里写，曾经想把国民党改名为中国劳动国民党，入党人员须是农民或革命军人；他还写准备用3年时间培养10万干部，每个干部必须下乡3年；军队要给农民种地。还有更让人不能相信的，他写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这些不是他在骗人，因为他没有发布，只是记录在日记里了。”

    “蒋办了个党政培训班，开学第一天，他拟定题目做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处处赶不上共产党，为什么大学教员都反对本党？’延安开中共七大，他读到七大制定的党章，把其中两节完整地抄在日记里，一节是《党员与群众》，一节是《上级与下级》。他认为这两段写得太好了，‘读了得益匪浅，本党必须要奋起急追，否则消亡无日’。”

    杨天石发现，蒋介石一直对国民党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也想改造。国民党军队上层腐败，士兵生活困难，蒋介石日记中记录，他在重庆看到国民党的士兵，穿得比乞丐还破，羞愤几乎要自杀。蒋介石曾决心向共产党一样实行土改，并在日记中拟定了数个方案，他也曾一度在全国推行二五减租，但只有他的老家浙江省在激烈的势力博弈中施行了一段时间，但最终悄无声息地叫停了。

    对蒋介石的认识不能一面倒

    杨天石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其后18年都在中学任语文教员。文学一直是他所爱，1978年迈进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时，杨天石还在想：“我在这里编几年史书，然后还回头搞我的文学去。”可是，任何学者一旦踏足近代史，就如同踏上了不归路——资料浩如烟海，即使穷尽一生，恐怕也难以看完了。

    杨天石参加编写中华民国史，他主张，要编好这段历史，就必须深入研究蒋介石，“蒋活了88岁，一生经历了中国诸多历史大事件，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到国共十年战争、抗日战争、三年内战，以及他退居台湾，在近代史研究中，蒋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人物。”

    市面上出版的有关蒋介石的评述、研究多种多样，杨天石却迟迟不肯动笔，“我的习惯是主要资料不看完不动笔，蒋介石的日记我还没有看完。”对蒋介石研究最多、最著名的学者当数李敖，其最著名的著作是和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汪荣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李、汪原本邀杨天石一起合作。起初杨天石应承了此事，但终究没有动手，“一方面我太忙，另一方面，我即使写了，观点也会和李敖先生不一样。李敖曾被蒋关进监狱多年，他在序言里说了，这本书是复仇之作，那他就不大容易冷静，客观，而作为史学家，最重要的就是冷静客观。”

    1995年，杨天石赴台参加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研讨会，那次会议大陆去了31名历史学家，当时一位台湾的年轻学者开玩笑地说“‘共匪’来了”。杨天石闻听，在会议闭幕式上发言：“过去，国共两党彼此都叫对方为‘匪’，历史证明，两方都不是‘匪’。”杨天石其后又在文章中阐释，国民党历史上也曾经是一个爱国的政党，革命的政党，蒋介石也曾经是革命者。因为这些言论，杨天石曾一度受到多方责难。

    至今说起，杨天石依然神态坦荡。“我只是讲事实而已。对蒋介石的认识不能一面倒。他反清，辛亥革命时，是进攻杭州巡抚衙门的敢死队队长；他反袁，曾是山东讨袁队的参谋长；他反陈炯明，在孙中山危急时刻赶到福建支持他；他建立黄埔军校，北伐……国共之间的仗打了十多年，海峡两岸对峙60年，统一是民众的愿望，也是民族复兴的必须，当前更应该对历史中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做出公正全面的评价。”杨天石笑了笑，又补充说道：“历史学家要坚持实事求是，还原历史就可以了，不需要也不应该为需要而编造历史。鲁迅说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写诗，恩仇不是一笑能笑掉的，要靠我们有勇气直面历史。”（路琰）　《 环球人物 》（2008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