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李肇星在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开怀大笑

    “我是发言人，请提问!”

    2009年3月4日，阔别发言人角色19年后，69岁的“铁嘴”李肇星又一次“重操旧业”，担任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发言人。

    “从1964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到1985年担任外交部发言人，我足足准备了20年。这次进入人大工作刚一年，就担任大会发言人，真的是边干边学。我没有—天不在看大量的东西。到了我这个年纪终于发现，世间事物，已知的少，不知的多；有名的少，未名的多；涉猎的领域越广，其与未知领域的共同边界线就越长。名利无论多寡，则全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总之，人活着，表面上看有点像从未名到有名，实际上更像‘从未名到未名’。”

    李肇星说，“发言人既是人，又不是人。发言人首先是一种机制，但又不是机器，是活生生的个人。不论是外交部发言人，还是人大会议发言人，都要说真话，都要有一颗爱国心，爱人民的心，都要明辨是非，主持公道。”

    1940年10月，李肇星出生于山东省胶南县大珠山脚下的王家村。因家境贫苦，6兄弟夭折了3个。李肇星很小的时候，就跟爷爷下地干活。但常常干着干着，他就不见了。爷爷四处寻找，才发现他躲在角落里贪婪地读书。

    他的高中同桌沈乐亭回忆说：“学校里吃不饱，肇星的母亲带上家里仅有的玉米面饼子，走5里路送到学校给我们吃。虽然苦，但肇星利用一切时间学习。当时县图书馆只对干部开放，肇星很执著，最终感动了图书馆的阿姨，给他办了张借书证。拿到后，他欢天喜地叫上我们一起去借书。”

    李肇星的作文《越活越年轻的爷爷》发表在上海《少年文艺》上，轰动了整个胶南县，他从此树立起当作家的理想。

    李肇星回忆说：“1959年暮春的一天，山东胶南一中的领导颇为神秘地通知我，准备进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这对一个18岁的乡下孩子来说，真是喜从天降。但留苏的事终因中苏关系恶化而未能落实。校长说，留苏不成就好好考清华吧！我几何学得较差，思来想去没报清华，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没想到北大以第二志愿录取了我。”

    1964年秋，外交部到北大西语系挑人，李肇星入选。先到北京外语学院翻译进修班学习3年，再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两年，接着去农场接受劳动锻炼。在广东汕头牛田洋农场发生了一场悲壮的事，海啸袭来，农场数百名抢险战士和大学生牺牲，29岁的李肇星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李肇星后来反复提起这段经历：“我能活下来就是一种奢侈，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给祖国多做事情。”

    “斗鸡公”斗智斗勇

    李肇星30岁时回到外交部。几乎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碰到了“艰难的外交时刻”。凭借机智和顽强，李肇星战胜困难，被各国朋友亲切地称为“斗鸡公”。

    1970年，李肇星被派往中国驻肯尼亚共和国大使馆，从办护照、处理侨务到高层交往，大事小事都得做。李肇星甚至得逐字逐句教炊事员学英语。“我教了3个月后，他们可以‘独立自主’地出去买菜了。一位炊事员学会了‘鸡肉’这个单词。对方拿来了一只公鸡，炊事员答：‘No，I want his wife(不，我想要他的妻子)。’”

    1985年，李肇星作为新一任外交部发言人正式登场，好几个西方记者就“西藏问题”不断向他发难。一个记者说：“我也有自己的家乡，如果你说我的家乡不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一部分，我才不在乎呢!而你为什么对‘西藏问题’这样在乎?”李肇星毫不留情地回答道：“你对自己的国家怎么看是你的问题，但是中国的主权是神圣的，外国人无权干涉!”这个记者被李肇星的犀利“镇住”了，心悦诚服，从此和李肇星成为朋友。

    1998年，李肇星担任中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199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游行示威活动。美国记者喋喋不休地追问李肇星：“你能保证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的美国外交人员的安全吗？”李肇星严厉地回答道：“你们一直在谈你们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安全，我很奇怪为什么你们不问我在南斯拉夫受伤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情况?为什么不问在贝尔格莱德杀害中国人的行为?”美国媒体因此称李肇星为“强硬派”：“中国的李大使脸上极具哀容与愤怒。”

    2003年，李肇星担任外交部部长后，因日本首相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跌至“低谷”。为了走出困境，李肇星和时任日本外相的麻生太郎上演了一段“洗手间外交”：“2006年我和他（麻生太郎）共同出席一个国际会议。他看我上洗手间，就跟了出来。就这样，我们站在卫生间里，在没有媒体记者的打扰下，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畅谈了20多分钟。这次轻松愉快的交谈，为中日两国外交领导人加深相互了解、增进互信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