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在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半个多世纪中，始终奋斗不息，把整个生命献给了这一壮丽的事业。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坚持真理的优秀品德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尊敬和思念。在参观张闻天旧居时，我结识并采访了张闻天的儿子张虹生先生。今年68岁的张虹生是张闻天的独生儿子 (张虹生还有两个姐姐)。他也曾饱经风霜。1942年，我党派到新疆工作的一批干部、家属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年仅3岁的张虹生也被投进监狱，直到1946年国共两党达成《双十协定》后，他才随大人走出牢狱。

    谈起父亲，张虹生顿生敬爱之情，就像涓涓清泉一般，不断滋润着我的心田……

    严格要求子女

    父亲张闻天早年投身革命，在白色恐怖的反动统治年代，和分离的子女、亲属连通讯往来都不可能。建国后，由于工作繁忙，以及后来的坎坷遭遇，和亲属、子女也无法正常往来。自从1975年8月，父亲到无锡定居后，与我们的联系才频繁起来。这给父亲晚年的生活带来一些温暖，但父亲从来没有放松对亲属和子女的认真教育、严格要求。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对人民只有奉献的义务，没有索取的权利。”这是父亲一贯奉行的原则。他对任人唯亲及裙带风等深恶痛绝。他曾多次明确表态：“不要说我没有后门，就是有后门我也不开!”对于亲属中有的人向别人托情送东西，他很生气：“就是办不成事情，也不要搞那一套!”亲属中任何人想利用他的关系办事的，只要一经发现，他就立即制止。他不止一次地告诫我说：“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根深蒂固，前人的亡灵也会在后人身上发生作用。”他要我切记，千万不要卷入到这股歪风中来。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父亲无论是担任省委书记，还是担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都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我谋过一次私利。1957年党中央第一次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父亲鼓励我到河北茶淀农场劳动，两年后，才获准报考大学。报考前，我请求当时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父亲给外交学院打一下招呼，以便录取时照顾。父亲不但不肯，反而对我说：“你有本事就去考，没本事别去上。”为避免我再次纠缠，父亲在我临考前和母亲一起离开北京疗养去了。我后来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

    1962年，我在父亲的支持下，去新疆建设兵团劳动。在那里，我挖大渠、割麦子、拾棉花、喂牛、赶马车，什么活都干。艰苦的环境，艰巨的工作，简陋的医疗条件，使我患上了潜延性肝炎，久久未能痊愈。为此，我向父亲请求允许我回北京治病。我想，这次既不用父亲求情，又不用父亲开什么后门，他总可以通融了吧!谁知父亲在回信中说：“你不要老是以干部子弟自居，有一点病就想往大城市跑，新疆有几十万人民群众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他们生了病不都是就地治疗吗?为什么你就不能就地治疗呀?”父亲随信还寄来100元钱，要我在新疆安心养病，……我在父亲的严格要求和鼓励下，在新疆整整工作了15年。

    15年中，我们父子俩见面的机会不多，联系全靠书信。父爱和家教相融，字里行间蕴含了慈父对远方儿子的思念和殷切期望。每当我想起这些谆谆教导，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任何困苦都不在话下。

    父亲到无锡后，周围的同志从父亲年老体弱的状况考虑，劝他把我调回身边，省委组织部的同志也表示可以帮助办理。但父亲表示，这里已有同志照顾，把儿子调回身边没有必要。儿子就是探亲也只能每年一次，还规定探亲期间不能住招待所，要自己做饭，并帮着做家务。

    父亲对身边上小学一年级的孙女冬燕的教育也不放松，常叮嘱她在校要好好学习，遵守纪律，在家要热爱劳动，学做家务。7岁的小女孩，洗起脚来，两只小脚不停地摆动着，总是洗不干净。一次，工作人员说：小燕子，看你的小脚丫越洗越黑了，来，阿姨给你洗。不料父亲连忙制止说：不要紧，让她自己去洗，孩子从小要培养独立生活能力。父亲平时对孩子从不生气，不过有一回却例外：冬燕学校组织学生看电影，每人要交一角钱。那天由于天气热，走到路上口渴了，看到别的小孩在吃冰棍，也买了两支，一支自己吃，一支送给同学吃。到学校后她掏不出买电影票的钱了，只得说在路上丢了。这件事父亲知道后很生气，把冬燕叫到跟前说：“你小小年纪就学会撒谎啦?”一定要她检讨后才能走。后来在大家的求情下，磨了好长时间嘴皮，才让冬燕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