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党委政府主导的维权机制
黄豁：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往往将“有组织、有预谋”视为群体事件难以控制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有组织的维权相对容易控制，事件组织者必须为局面失控造成的后果负责，他们会竭力控制事态恶化，而且愿意充当与政府对话的代表。相反，那种完全无组织、突发性的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反而破坏力更强。因此，要建立畅通有效的谈判、协商机制，在平等、法制的轨道内解决利益冲突，就要发挥行业协会、工会、社会组织的作用，促使其健康发育，发挥其自律作用，使其成员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合法化、有序化、组织化。比如出租车罢运，如果有出租车行业作为劳方代表，与资方进行谈判维权，就不至于一上来就是罢运这种最坏的形式。
郭奔胜：在社会利益格局激荡变化中，维权成为社会各群体的共同话语。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初期原因往往就是为了维护权益，而维权成本高又成为一些群众心生怨气的诱因。
当前，涉及拆迁、征地、分配、企业裁员等领域内的信访案件居高不下，一个突出的原因是，一些政府部门常常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缺乏公正的裁决机制，结果是事了案不了，一些矛盾错综交织，没完没了。因此，给“社会燃点”降温，需要有新思维。
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在拆迁、企业改制等领域，价格评估是最重要的环节，而目前一些地方虽然实行了第三方价格评估，但其背后始终有政府的影子，因此其评估的结果往往不被拆迁户和改制企业员工接受，埋下了滋生矛盾的隐患。当务之急是培育真正的第三方中介机构，以其独立性、权威性服务于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事项。
构建富有弹性的维权机制。当前各种矛盾千差万别，把所有的矛盾都纳入旧体制解决难以实现。应该在开放性的社会条件下，建设以体制内力量为主导，兼顾多元主体的维权新机制。比如外来工权益维护，工会等体制内的组织要承担主要职责，但仅凭工会力量还不够，可把“打工者服务部”、“志愿者服务部”、“律师服务部”等民间力量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吸纳到体制内，实现“为我服务”的目的。比如，沿海发达地区的外来工工伤事故很多，工伤群体的救治、生活保障以及精神安抚，可在工会等部门的组织主导下，交给民间力量去做，保障这个群体的权益维护实现最大化。
社会心理疏导从基层抓起。社会心理对立、不安，蕴藏着社会管理风险。针对社会转型期的心理特征，党的基层组织、社区组织、志愿者组织都要把心理疏导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大调解、大接访，从一定程度上就是建立一个情绪释放的通道，让有话说的人、有气的人、有委屈的人，有地方、有机会去表达。矛盾在第一时间、第一环节解决成本最小，这就要求基层干部用真心对待群众，用真情抚慰情绪，用真诚面对矛盾，不推诿，不扯皮，不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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