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2009年社会和谐稳定面临的新形势，《瞭望》新闻周刊专门邀请长期在一线采访群体性事件，素有研究的3位本刊记者，请他们进行预测，分析形势。 他们认为，2009年有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高发的年份；同时，各地提高敏感、早做准备，创新思维、完善机制，同样有可能使之成为深化改革、创造社会和谐的新契机。

    黄  豁：新华社重庆分社新闻部主任

    郭奔胜：新华社江苏分社总编室编委

    钟玉明：新华社广东分社副总编辑

　　当前群体性事件是否进入高发期

    黄豁：毫无疑问，现在已经进入了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而且2009年中国社会还可能面临更多的矛盾冲突，更加考量各级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

    当前，最敏感的问题是要努力防止金融海啸引起的经济压力转化为社会危机，重点在保经济增长、保障就业、保障民生、保持稳定。

    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正在加剧，沿海不少中小企业已经停产、倒闭，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必然增加就业压力；同时，明年大学应届毕业生加上今年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总数超过700万，而即使我国2009年经济增长能保持8%的增速，也只能提供约800万个就业岗位。同时，2008年是中国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的最后一年，下岗或失业人员比往年增多不可避免。一旦因就业困难，失业率高企导致个人生存危机，社会矛盾有可能尖锐化。

    因此，当前最敏感的问题是“就业”问题，主要是“农民工”和“大学生”两个群体。对农民工来讲，他们已经完全适应了城市化的生活，特别是“80后”的二代农民工，他们的期望值比其父辈高，忍耐力却比其父辈低，留在城市的愿望更加强烈。据重庆在一些劳务输出大县的调查表明，有近80%的返乡农民工表示，不愿意留在农村，即使找不到工作也愿意呆在城市。

    如果2009年大批失业农民工超过半年以上还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游荡在城市，问题就会很严重。

    大学生就业则不仅仅关系到就业，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因为教育就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主渠道。对社会底层人群而言，子女有希望，他们就不会绝望。如果大批普通家庭发现对子女高昂的教育投资换来的是“毕业就失业”的结果，容易影响社会和谐。

    2009年的敏感时期，一个是春节过后，农民工大量外出找工作之后的一个月；另外一个就是7月份大学生毕业前后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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