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30年的成就与辉煌、激情与悲壮，永远成为我们记忆中最重要的部分。值此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改革》杂志2008年第11期推出“改革开放三十年”专刊。此文为其中一篇，本网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杜润生老先生今年95岁了。到现在他还惦记着两件大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农村人口的转移，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他希望在15年能内解决这个问题。

    "文革"初始，有过被"大炮轰"经历的杜润生成了科学院党组中第一个被打倒的人物。再现政坛，已经是十多年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66岁的杜润生重回农口。

    阳关道与独木桥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杜润生起草的"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

    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于是杜润生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

    杜润生回忆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1981年春夏之交，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32%。杜老回忆，当时农口有一位老干部，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和万里发生了争论。老干部认为，包产到户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万里说：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我要群众！

　　五个"一号文件"

    1981年的冬天，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由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根据中央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而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胡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于是，此后5年，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

    第一次以中央名义确认"包干到户"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特别提出：所有的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这"长期不变"四个字一下子解决了农民对农村政策多变的担心，让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包产到户能在全国顺利推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集体化20多年中，国家每年收购粮食300亿到350亿公斤，多购1/10就会挤占农民口粮。可是，一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到1984年，粮食年产量就增加到了4000亿公斤。同时，农业总产值增加68%，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66%，中国农村经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无声的晚年

    杜润生一生重视调查，即使是在古稀之年，依然带领着一帮年轻人颠簸在中国的乡村，力求在可靠的经验基础上制订政策。杜润生1989年正式退了下来，那一年，先生76岁。

    90岁以后，杜老渐渐失去了听力，这位曾经对农村历史发出过洪亮声音的老人，晚年独自沉浸在一个寂静无声的世界之中，所有交谈都需通过纸笔来完成。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当下中国的阅读、观察与思考。他的核心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中国改革要过两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