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30年的成就与辉煌、激情与悲壮，永远成为我们记忆中最重要的部分。值此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改革》杂志2008年第11期推出“改革开放三十年”专刊。此文为其中一篇，本网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2005年中央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提出"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的判断为信号，拉开了政府"自我革命"的新一页。这是因为一是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人们对改革的认同度在下降；二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是我们付出了过多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三是中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在快速推进，但是我们的社会积聚了大量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四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话语权越来越多，但是中国不断地被西方国家所误读、误解。

    要在新的条件下推动这场政府的"自我革命"，没有新的思想解放是很难有实质性进展的。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似乎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思想解放。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三个四"就异乎寻常，这就是：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要保障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基层群众要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等。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最近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释放出的种种信息，如未来几年市长、局长都要差额选举产生，人大代表要实行直接选举等，都值得人们高度期待。

    我曾提出过我国公共治理的十四字方针："严治官、善待民、创新政体、稳定银根"。所谓严治官，就是要对我们的官员队伍，进行严格的管理，在法制框架下建立起一套从选任、管理、追究在内的完整的官员问责制，形成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控制；所谓善待民，就是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确立人民作为国家权力主体地位，实行行政民主和政治民主； 所谓创新政体，就是我们在推动各项改革的时候，一定要把革新政治，推动政治体制的创新，放在突出地位。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只能解决政府管理的表层问题，很难解决深层次问题。所谓稳定银根，就是我们应该坚持稳健的经济政策，在宏观调控方面，要防止高失业和高通胀风险的交替或同时出现，保持经济的良性和健康发展。

    现在人们都在谈论创新。技术创新、科技创新、企业创新这些关系国家未来在国际社会中竞争力的创新活动，无疑至关重要。

    但是，在所有的创新活动中，体制创新似乎更带有根本性。就政治发展内在的冲突而言，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莫过于政治结构分化不充分，以及由此导致权力结构中的制衡体制难以有效建立；而权力制衡的缺位，在某种意义上又助长了权力行使非理性的扩张，从而动摇了权力合法性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另外，政治参与渠道、参与途径的短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乃至挫伤了人们政治参与的热情，增加了政治不稳定的因素。这就告诉我们，中国政治层面的体制创新，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解决政治结构的科学分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制度的重新安排问题。我们这样提出问题，绝不意味着要改变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本身，而是要探讨在这一基本政治制度下，如何使政治结构的配置更加合理、有效。

    必须对我国现行的权力结构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和重新配置，真正确立起一套新的执政党、人大、政协、政府四者之间的责任体系。在做出这样选择时，首先要消除长期存在一些人头脑中的某些观念；即建立权力制衡体制，似乎就会削弱执政党的领导，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历史性选择，在当代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建立起科学有效的权力制衡体制，只能会进一步改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更好地加强其领导地位，推动社会的进步。

    汪玉凯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