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30年的成就与辉煌、激情与悲壮，永远成为我们记忆中最重要的部分。值此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改革》杂志2008年第11期推出“改革开放三十年”专刊。此文为其中一篇，本网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中国时政作家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一书的开篇写道：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这是新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励，进而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着彼此间的疑虑。而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中关村这样的地区，不仅是中国独有，世界也难能有二。 　

    新革命从中关村开始

    改革开放,让知识分子扔掉“臭老九”的帽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而且，伴随着国门打开，知识分子先后融入到国际科技竞争的大潮之中。

    陈春先是改革开放时代最早走出国门的一位。受感召于美国硅谷的巨大效益，他于1980年10月25日，和十个伙伴 “偷偷成立”了一家全新的企业——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个后来被媒体誉为“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企业”的服务部，率先打破铁饭碗、大锅饭，从体制上解决了把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和让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先富起来的问题，具有前所未有的突破性力量。

    在陈春先之后，陈庆振创办科海公司，王洪德创办京海公司，1983年的夏天还没过去，中关村就出现了11家新企业。1984年，万润南创办四通公司，金燕静创办信通公司，很快地与早些时候出现的京海、科海遥相呼应，形成中关村里远近闻名的“两海两通”，构建了全新的电子商业体系。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提出：“当前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运行机制方面要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学技术工作、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病；在对国家重点项目实行计划管理的同时，动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使科学技术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自觉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

    结果，这又催生了联想的诞生。

    时任计算机所所长的曾茂朝听闻计算所的财政拨款将在1985年削减20%，而且五年之内全部取消，又惊又怒，如果传言是真，那就意味着他的1500多员工的饭碗都成了问题。于是，当曾茂朝的手下柳传志率领11名科研人员准备创办一家公司的时候，他给予了最大程度的支持：他自任董事长，但是把关键的权力全数交给公司——支配财产的权力、人事任免的权力和经营决策的权力，他还把计算所的传达室开辟出来交给柳传志免费使用，又给20万元作为开办费，这些钱是过去几年出租大型计算机获得的仅有的一点积蓄。联想就这样开张。

    之前，1984年，IBM的兼容机已经开始从海关进入中关村，一台电脑叫价4万元也有人买，1984年和1985年共成交11台，数字有限，却预示着一个即将来临的电脑平民化大潮。

    进入90年代，20多岁的杨元庆和冯军几乎同时怀着梦想来到中关村。冯军在中关村一个熟人的柜台后面开始了自己的“推销”事业，经营包括机箱、键盘、内存条等电脑元配件。他自幼体会物力艰辛，深知挣钱不易，即使是五块钱的生意，也会全力以赴，“冯五块”的绰号迅速流传开来，而且“五块钱”的生意最终让他走向成功，如今他的华旗资讯名扬四海，“爱国者”广告更是天下皆知。

    而杨元庆的辉煌开始于1994年。当年，柳传志把与电脑有关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供应和财务运作全部交给杨元庆。杨元庆指挥联想以低价策略迅速走入普通家庭。杨元庆对属下说，为中国3亿个家庭提供的电脑，一定要和他们的购买能力相适应。于是他将联想的新一代电脑定位为“经济型”电脑，所有配件都压缩到最低成本。第一款经济型电脑价格只要16000元，第二款更是降至万元以下，数千万家庭的购买欲望被激发出来，联想的电脑销售量在这两年间疯狂增长了3倍。到了1996年初，杨元庆继续利用相同的策略在奔腾系列上大做文章，决心让联想超过康柏、IBM和惠普成为“中国市场第一”。后来，他真的做到了。

    1996年,人们买走210万台电脑，比此前十几年买去的全部电脑还要多，其中增加最快的就是私人电脑。如媒体所言:“中国家庭进入电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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