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30年的成就与辉煌、激情与悲壮，永远成为我们记忆中最重要的部分。值此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改革》杂志2008年第11期推出“改革开放三十年”专刊。此文为其中一篇，本网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1978年5月，神州大地上正因为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展开惊心动魄的思想大交锋，为未来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基调。

    这个时候，伟人邓小平的思维走得更远，他已经在谋划改革开放的具体步骤。就在这个月里，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总统特使扎伊贝克时，已经明确表达了学习吸收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想法。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他又进一步提出学习西方、对外开放的具体做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

    “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

    于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特区、各类开发区和加工贸易区就从这里开始起步。

　　杀出一条血路来

    率先嗅出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气息的，是香港招商局的第29代“掌门人”袁庚。

    招商局为清末李鸿章创办的官营企业，历经磨难之后于1949年起义，归属大陆掌握和经营。1978年10月，随着中央改革开放大政策的酝酿和推出，中央考虑把地处香港的招商局“用起来”，在“文革”中曾身陷囹圄五年半的袁庚被委以招商局的重任。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国内的“文革”也波及到招商局，到袁庚上任时，招商局只剩下一座小码头和几栋破房子。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袁庚逐渐萌生了以大陆廉价土地为依托、发展航运和仓储事业的念头。

    1979年1月31日，袁庚带着蛇口蓝图飞赴北京，到中南海晋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认真倾听了袁庚关于建立招商局内地工业区的想法之后，李先念笑着大笔一挥，把蛇口所在的整个南山半岛划给了他。

    袁庚没敢要，他只要了蛇口2.13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个谨慎的决定让袁庚后悔了一辈子。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样做显然是稳妥的。

    从此，“蛇口”这个名字为人们耳熟能详，蛇口开拓创新的故事广为流传，“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

    就在袁庚不知不觉间创造历史之时，更多的时代精英与他“英雄所见略同”。

    也是在1979年1月，习仲勋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后省委领导分头下去调查研究，省委常委吴南生在汕头调研时萌生了设立出口加工区的念头。3月3日，吴南生正式向广东省委提出了这个大胆的想法，希望能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

    1979年4月，习仲勋、杨尚昆赴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向中央表达了希望让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先行一步的想法，提出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在这次会议上，福建也提出了在厦门设立出口加工区的想法。

    针对广东领导人的建议，邓小平明确表示赞同并提议叫“特区”：“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一个饶有兴味的细节是，邓小平当即找来地图，手指在地图上一路向南移动，最终停在了香港对岸的深圳。

    1980年5月，国务院文件正式将特区这一新生事物命名为“经济特区”。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届十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成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而在这次会议上作出关于设立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说明的，正是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江泽民。这篇说明后来成为《江泽民文选》收录的第一篇文章。

    经济特区对当时中国人民的震撼是无与伦比的，当然也给中央决策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济特区不仅是中国大陆对外开放的“窗口”，而且是勇于尝试各种创新措施的改革试验田。毫不夸张地说，以深圳为首的经济特区，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经济特区披荆斩棘的卓越实践，为中国改革的持续推进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7年，邓小平豪迈地告诉外宾：“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与此同时，一个更大胆的想法逐渐在邓小平心目中酝酿成熟，那就是把海南岛从广东拿出来，作为一个整体举办经济特区。

    1988年4月13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海南建省和建立海南岛经济特区的议案。至此，五个经济特区全部成立，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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