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30年的成就与辉煌、激情与悲壮，永远成为我们记忆中最重要的部分。值此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改革》杂志2008年第11期推出“改革开放三十年”专刊。此文为其中一篇，本网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改革开放30年，文化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30年改革大交响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国人思想观念在过去30年的变化，很多时候都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在过去的30年中，无论文学、艺术还是社科学术，都紧随且影响着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

　　1978-1989 启蒙的年代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多年里，走出“文革”不久的文艺界对于过去的伤痛记忆犹新。控诉“文革”给人们在心灵和精神上造成的伤害，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如果说，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意识形态领域，那么，“伤痕文学”则是用小说的形式对“文革”进行反思。在中国社科院学者主编的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中，对于“朦胧诗”及其作者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北岛的诗典型地表达了社会转折期一代青年愤怒的呼喊和抗争。他善于在诗中表现现实矛盾和引起剧烈冲突的激情。”

    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伤痕》。此前，北京作家刘心武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上发表了《班主任》。稍后，王亚平的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由此，“伤痕文学”的三驾马车悉数登台。而揭露“文革”对于人们心灵的扭曲，“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一批文学作品，也因为卢新华的《伤痕》获得了冠名。

    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天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重新辩论与争鸣。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其后，“伤痕文学”出现了一些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等等。这些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同样是在1978年，诗人北岛和芒克、黄锐一起创办了民间刊物《今天》，当他们用黄锐弄来的一台很破的油印机印刷《今天》时，北京下了场大雪。 他们在小屋里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到12月22号晚终于完工。12月23日，几个人先在市内转了一圈，在中南海、天安门广场，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诗刊》、《人民文学》等处张贴。第二天又去了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地方张贴。由此，“《今天》派”诗人登台亮相。

    1980年8月，《诗刊》发表了章明的评论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章明认为，这些诗歌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不好的影响，过于追求个人化的意象与词汇，涵义有时显得晦涩，整体意境显示某种荒诞而诡异的色彩，有时还呈现某种灰暗低沉的情绪。其实，这一概括并不足以涵盖后来所说的朦胧诗的全部，而且文章里面涉及的诗人也没有一个是后来被公认为朦胧诗的代表性人物。有趣的是，“朦胧诗”这一简单化的命名后来却成为约定俗成的名词。

    在另外一些支持朦胧诗的评论家那儿，朦胧诗代表一种新的“崛起”。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先生的《在新的崛起面前》、福建师范大学的孙绍振先生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当时还是吉林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这三篇非常有影响的诗歌评论，后来被称为“三个崛起”。三位评论家正好老中青齐备，他们的这三篇评论，概括和总结了朦胧诗的一些特点，肯定了朦胧诗的作用和成就。尽管“三个崛起”后来遭到批评，但是，三篇评论确实为朦胧诗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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